遲子建在切身親歷的創傷體驗與生命感悟中書寫了底層生命個體苦難的生存現狀，寄寓了對背負悲劇的邊緣者深切的同情，表達了其深沉而博大的悲憫情懷。

　　在當代文壇中，遲子建自成一家，別具一格，不歸屬于當代文學史中的任一流派。出生于北國蒼茫大地的她堅定地將目光投向她所生活的那片黑土地上，執著地抒寫著故土家園的山水風物，探尋著人生的詩意與溫存，由此形成了其獨特的地域題材和溫婉細膩的創作風格。在對社會人生深度的開掘上，遲子建也有自己獨到的見解，體現在其中篇小說《世界上所有的夜晚》中的，就是用理性而沉靜的筆觸敘寫底層人物的生存狀態，以平民視角來關注和透視底層民眾的心靈情感，展現了其民間寫作的立場追求。小說通過書寫弱勢的生命個體和群落在烏塘這個礦難頻繁的小鎮中生命的律動，表現弱小生命在難以預料的災難和無法抉擇的命運面前的無助與掙扎，最終昭示現實的殘酷與命運的無常，表達了作者于悲天憫人情懷中對殘酷現實與社會的控訴。

　　一.悲憫的情懷直面現實

　　當今中國身處劇烈的社會轉型時期，貧富懸殊加之社會階層分化已然成為無法回避的現實，而其中的弱勢群體面臨的生存困境尤為值得我們關注。現實的緊迫性和作家的良知堅守，“促使遲子建從對鄉間平和自足生活的追憶與懷想中走了出來，轉而直面現實，書寫當下，將底層的痛苦、冷峻的事實，推向了小說敘事的前臺。”[1]在《世界上所有的夜晚》中，遲子建以一個心靈受傷的女性知識分子的視角為我們講述了底層大眾被遮蔽的生活之痛，表現了弱小生命的脆弱與無助，表達了作者對底層平民苦難生存狀態殷切的關注，寄寓了對背負悲劇的邊緣者深切的同情。

　　小說的故事層是由女主人公“我”的旅行經歷所串聯起來的，“我”的丈夫在一次車禍中不幸遇難，為排遣喪夫的巨大哀慟，“我”決定獨自一人前往三山湖旅行。旅途中因山體滑坡，列車在一個盛產煤礦的小鎮烏塘中途停靠，“我”由此得以目睹了底層生活真正的殘酷。在這個空氣污濁、終年極少看見藍天白云的礦區小鎮上，每個人都有著屬于自己的生活之痛：礦工妻子蔣百嫂獨自承受著丈夫死亡而無法入葬的秘密;民間藝人陳紹純因歷史原因的迫害而醞釀成凄婉悲涼的歌聲以及由此致使親人對他的生疏隔閡;擺早點的小攤販被連襟當衛生局長的庸醫治死老婆卻訴諸無門;賣掃帚女孩因生活的困頓和窘迫而破滅的大學夢想……在這一連串看似瑣碎實則緊密相連的人物事件敘述中，遲子建以一種全新的視角帶領讀者逐層深入，如抽絲剝繭一般將礦工蔣百失蹤之謎逐漸解開，而最后的真相竟比“世界上所有的夜晚”都更黑暗——早已死于礦難的蔣百不得安然入葬卻被冰封于冰柜之中，讓讀者在震驚、憤怒和悲嘆礦難最殘酷的現實一幕之余，思索存在于現實社會中的諸多嚴峻問題。“完美批評”的代表人物李建軍博士在評價這篇小說時說過：“遲子建沒有停留在過度個人化的敘事語境里，而是極大地超越了一己的悲歡，深入而真實地敘寫了烏塘鎮可怕的生存現實，從而使她的這部小說實實在在地成了‘底層敘事’。”[2]

　　在傳統的反映底層生活的文學作品中，一些作家習慣于用沉重而充滿哀怨氣息的文字去刻畫苦難、渲染悲情，“這種過多的苦難敘事遮蔽、簡化了社會原有的真相，達不到透過現象看本質的藝術穿透力。”[3]而遲子建顯然是超出了這種固有模式的苑囿，她懷著溫潤的情感來體會，秉持民間立場來表達，既不刻意回避社會現實殘酷面的抒寫，同時又以一種超常的執著給予苦難與不幸浸潤中的底層民眾以同情和諒解，并以此來表達對苦難生活的質疑和拒絕，充分展現了一個文學家的責任和良知。“渲染殘酷和黑暗，表達恐懼和仇視，這是別人的嗜好;自忍大慟，緊抱懷念，有所原諒，這是遲子建對命運之錯的寬解和慈心。”[4]從始至終，作者的敘述都絕少聲色俱厲的文字，即使在最后的真相揭露之時，當真正的地獄情景呈現在“我”面前，作者也沒有呼天搶地，歇斯底里，而是一如既往地宣泄著胸中的悲憫情懷：“這種時刻，我是多么想抱著那條一直在外面流浪著的、尋找著蔣百的狗啊，它注定要在永遠的尋覓中終此一生了!”(遲子建《世界上所有的夜晚》)極淡然的筆調寫出的是極錐心的痛苦，因為洞徹了屬于蔣百嫂的“黑夜之痛”——在強權的威逼利誘之下而讓自己永墜黑暗與痛苦之中，那種源于內心、發自肺腑的對不幸者的憐憫與同情因而也愈加深沉。

　　也許作者清楚地知道，描寫底層現實、揭露社會黑暗并非只是為了鞭撻和批判，對生命個體給予權利上的尊重和情感上的關懷才是作品的理性升華，才能使其獲得恒久的藝術魅力，也才能真正意義上擔當起文學應有的使命。正是這種對于苦難中人的心靈情感的深度觀照與理性把握成就了遲子建的小說,其作品里洋溢出的人性溫暖與悲憫情懷獲得了讀者的廣泛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