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憶的小說《長恨歌》作者不只是讓王琦瑤浸透了上海味道，而是讓王琦瑤自然而然的代言了上海。

　　一、《長恨歌》創作思想

　　(一)一部城市小說

　　有人說，寫作的靈感來源于生活，大概王安憶的靈感就來自于上海和鄔橋。在王安憶的小說中，女性的命運實際上就是城市的命運，城市的變化也就是婦女的變化，王安憶的小說觀念是隨著小說創作的逐步成熟而產生的。王安憶寫出了一個城市的故事，城市的街道，城市的氣氛，城市的弄堂與流言，城市的思想和精神，生活在這個城市的人，尤其是女人們成了這個城市的代言人。“上海這城市在有一點上與小說特別投緣，那就是世俗性。上海與詩、詞、曲、賦都無關，相關的就是小說，歸還給思想以人間煙火的面目。這其實就是小說的面目。”①王安憶用世俗性把日常生活、上海、人物聚集在了一起，上海芯子便成了王安憶小說中的靈魂，城市是“更富有生存源泉的世界”，更適合于女人生存。

　　小說內容梗概如下:故事開始的1946年，抗日戰爭的勝利使得大上海重現往日繁華色調，流光溢彩，紙醉金迷，整個上海地區及人們都呈現出一片祥和的景象，但其實質卻敗絮其中。《長恨歌》的女主人公王琦瑤便在這種時代背景下登場，走進了我們的視野，享盡大上海的繁華與榮耀，或許屬于王琦瑤的好時代才剛剛開始。王琦瑤是上海弄堂里走出來的典型的上海人，保存著上海精神里最精華的東西，走著上海女人應該走或期望走得路。“一九四六年的和平氣象就像是千年萬載的，傳播著好消息，壞消息是為好消息作開場白的。這城市是樂觀的好城市，什么都往好處看，壞事全能變成好事。

　　它還是歡情城市，沒有快樂一天沒法過的。河南鬧水災，各地賑災支援，著城市捐獻的也是風情和艷，那就是籌募賑款的選舉上海小姐。這消息是比風還快，轉眼間家喻戶曉。”② 建議王琦瑤去競選上海小姐的,是拍照的程先生，在程先生的眼里,“王琦瑤的美是一點一滴累計起來的，不會減，只會加，到了最后，程先生眼里的王琦瑤是如天仙一般，舉世無雙的了。”③ 不負重望，王琦瑤得到了第三名，俗稱三小姐，這也是專為王琦瑤起得稱呼。“三小姐則是日常的圖景，是我們眼熟心熟的畫面，她們的旗袍料看上去都是暖心的。

　　三小姐其實最體現民意。大小姐二小姐是偶像，使我們的理想與信仰，三小姐卻與我們的日常起居有關，是使我們想到婚姻、生活、家庭這類概念的人物。”④成為了三小姐后的王琦瑤，同時拒絕了城市中產階級一員的程先生的追求，選擇成為政治要人李主任的情婦，“金絲雀”從少女變成了真正的女人，在一九四八的春天住進了愛麗絲公寓。可是隨著的潰敗，各種戰亂紛沓而至，淮海戰役拉開帷幕，黃金價格暴漲，股市大落，槍斃王孝和等等，這些和王琦瑤關聯并不大，但是有一件卻讓她如花似錦的日子戛然而止，灰飛煙滅，“一架北平至上海的飛機墜毀，罹難者名單上有位名叫張秉良的成年男性，其實就是化名的李主任。”⑤先后住進鄔橋和平安里的王琦瑤，人事皆非，自食其力，過著清凈避世的日子。但是還是吸引了一群在這個時代特征鮮明的人物出現：勾起王琦瑤上海回憶的“阿二”、公私合營后由小廠長變成副廠長的嚴家師母、一個典型的也懦弱的民國遺少“康明遜”、革命的混血兒“薩沙”，這些人物陸續在她的人生旅程中登場，他們和王琦瑤一起相約吃下午茶，試圖在彼此身上找到一些東西來填補自己內心的空虛。

　　其中康明遜與薩沙分別與王琦瑤開始了兩段畸形的戀情，王琦瑤還和康明遜生下一個私生女薇薇并獨立撫養她。后來到了80年代，上海的舊時尚成為了全新的社會風貌中的一部分，王琦瑤遇上了懷舊的“老克臘”，這也是王琦瑤長恨的一生中最后一個男人，一個摩登的懷舊者和真實衰老的王琦瑤，老克臘便選擇了退卻并馬上離開。王琦瑤為了抓住老克臘，不惜拿出自己的一箱金子來進行挽留，但卻沒有用，她在絕望的病中被一個來找傳說中黃金的都市混混殺死。40年的繁華滄桑與羅曼蒂克，便消失殆盡、人去樓空，仿佛讓我們又回到了40年前故事開始時的那個城市的片場，落葉歸根。

　　(二)典型化的生存環境

　　王安憶曾經在作品中直接表述了自己的敘述視角，“小說這個心靈世界和現實世界是保持距離的，是獨立而存在的，所以我以為它的創造者往往由邊緣人來擔任的，他們很難立足于社會中心這樣的位置。”城市邊緣人很難立足于社會中心的位置，那么他們的生存環境究竟是怎樣的，這無疑也成為了我們需要探索的問題之一。

　　在《長恨歌》中，王安憶沒有去變現艱苦卓絕的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沒有去抒發建立新中國的喜悅，而是將筆鋒指向了時代軌道的角落，指向那角落最平凡的人和事、最為日常的光景，瑣瑣細細，聚沙也能成塔。王安憶塑造了一群處于時代邊緣、城市邊緣的人物形象，這些人物并不遵循大時代的發展規律與潮流，他們有自己發展的邏輯與原則，如王琦瑤：當1936年上海的電影圈孕育著革命的種子的時候，王琦瑤沉醉于個人的夢想之中：當抗日戰爭如火如荼時，王琦瑤參選“上海小姐”;當內戰蜂起，王琦瑤獨守愛麗絲公寓：反右斗爭此起彼伏時，王琦瑤卻圍著火爐有滋有味地過自己的生活……敘述者有意回避主流意識形態，將大時代的變遷作為建構其小說世界的材料和人物背景的歷史印證。王琦瑤從“閨閣”到“愛麗絲公寓”再到“平安里”，從平民社會走進上流社會的邊角，再回歸平民社會，始終沒有改變她的生活方式，也無法改變他們這樣一群城市邊緣人的生存環境。

　　《長恨歌》中王安憶可以說是新開辟了一個章節，就是對上海極具代表性的建筑——弄堂進行極致化的描述：站在一個至高點上看上海，上海的弄堂是壯觀的景象，它是這城市背景一樣的東西。街道和樓房凸現在它之上，是一些點和線，而它則是中國畫中稱為級法的那類筆觸是將空白填滿的。當天黑下來，燈亮起來的時分，這些點和線都是有光的，在那光后面，大片大片的暗，便是上海的弄堂了。

　　那暗看上去是波濤洶涌，幾乎要將那幾點幾線的光推著走似的……上海的幾點幾線的光，全是叫那暗托住的，一托便是幾十年。這東方巴黎的璀璨，是以那暗作底鋪陳開，一鋪便是幾十年。⑥這就是上海的弄堂，在作者筆下，王琦瑤在這樣的弄堂出生與成長，王琦瑤富有傳奇色彩的一生也發生在這樣的弄堂里。她的一生是典型到極致的上海弄堂女兒，是具有美麗到爐火純青地步的自然人生。

　　王琦瑤是上海城市的自然芯子，任時光流逝也不曾改變她的驕傲與美麗。無論是繁華平淡甚至是有些艱難的時候，她都處變不驚從容應對，在一點一滴中加強自身的修養，過著瑣碎但富有魅力的日子。王琦瑤的一生經歷了很多個特殊的歷史時期，有絢爛、平淡、艱難，在艱難中更顯自身的韌勁。上海的弄堂文化注定影響著她一生的發展。她從弄堂長大，走進了愛麗絲公寓，幾經波折，還是回到了弄堂。我想在王安憶的筆下，對于王琦瑤來說，弄堂不僅僅是一個標志性的建筑，還是代表著家的象征，是避風的港灣和帶來安全感的地方。在上海的弄堂房子里，閨閣通常是做在偏廂或是亭子間里，總是背陰的窗，拉著花窗簾。拉開窗簾，便可看見后排房子的前課堂里，人家的先生和太太，還有人家院子里的夾竹桃。這閨閣實在是很不嚴密的。隔墻的亭子間里，亦或就住著一個洋行里的實習生，或是失業的大學生，甚至剛出道的舞女。

　　那后弄堂里，又是個藏污納垢的場所。老媽子的村話，包車夫的俚語，還有那隔壁大學生的狐朋狗友一日三回地來，舞女的小姊妹也三日一回地來。………閨閣是上海弄堂的天真,一夜之間,從嫩走到熟,卻是生生滅滅,永遠不息,一代換一代的.閨閣還是上海弄堂的幻覺,云開日出便灰飛煙散,卻也是一幕接一幕,永無止境。⑦這一段對閨閣的描述，再一次向我們說明了王琦瑤的生存環境，也注定了王琦瑤的最終命運，弄堂里的門洞里都有一個王琦瑤在讀書，在繡花，在同小姊妹竊竊私語，在和父母慪氣。王安憶對弄堂里的閨閣有著自己深刻的理解，這也表達了作者歲上海深刻的情誼。王安憶以弄堂為切入口，走進了弄堂的深處，進入了大上海的內心，描繪出了大上海最濃郁而最基本的上海精神。

　　(三)語言寫作特點

　　在王安憶的筆下，《長恨歌》敘事采用的是傳奇手法，或許《長恨歌》的特別之處就體現在這里。作家頻繁使用“……是……”的暗語句式，運用大量的比喻句采用一大段一大段的比喻話語，疊加一個又一個的比喻意象，將比喻的作用發揮到淋漓盡致。

　　“流言總是帶著陰沉之氣。這陰沉氣有時是東西廂房的薰衣草氣味，有時是樟腦丸氣味，還有時是肉砧板上的氣味。它不是那種板煙和雪茄的氣味，也不是六六粉和敵敵畏的氣味。它不是那種陽剛凜冽的氣味，而是帶有些陰柔委婉的，是女人家的氣味。是閨閣和廚房的混淆的氣味，有點脂粉香，有點油煙味，還有點汗氣的。流言還有些云遮霧罩，影影綽綽，是哈了氣的窗玻璃，也是蒙了灰塵的窗玻璃。”“它們就好像一種無聲的電波，在城市的上空交叉穿行;它們還好像是無形的浮云，籠罩著城市，漸漸釀成一場是非的雨。”⑧在這段話中，流言的陰沉之氣是“薰衣草氣味”，是“樟腦丸氣味”，是“肉砧板上的氣味”，是“女人家的氣味”，是“閨閣和廚房的混淆的氣味”，也是“哈了氣”和“蒙了灰塵”的窗玻璃。王安憶這些比喻句不同于一般的比喻句，常常運用比喻將抽象化具體，用博喻將數物比喻一物，將一連串好幾個不相關的具體生動的事物來打比喻，就好比賀鑄筆下的愁“一川煙草，滿城風絮，梅子黃時雨”，也是亦虛亦室，渾融一體。王安憶就是以這種敘述性的語言構筑起了《長恨歌》里那個“細膩而深邃的理性世界”。

　　作品敘述語言精練老道，從容不迫，議論精辟有力，富有智慧。小說的流程只不過是一個上海小女人的凡俗生活，柴米油鹽醬醋茶，細細碎碎，點點滴滴，牽牽絆絆。但是也從這些婆婆媽媽中顯示出了堅韌的上海精神，從小事中現出大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