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長恨歌》的主題，建國以來學界多次展開討論，綜合各家的觀點，大致可分為三派：其一是諷刺說，其二是愛情說，其三是雙重主題說，即既有諷刺又有愛情的雙重主題。

　　諷刺說發端于古人。南宋陸游說，杜甫的“《哀江頭》即《長恨歌》也。”明代的唐汝詢說：“《長恨歌》譏明皇迷于色而不悟也。”清乾隆皇帝的八個字下得很準：“哀艷之中，具有諷刺。”

　　“哀”的“艷，”就是楊玉環，是形式;“諷刺’’唐明皇，是內容。這幾個人都認為詩中的帝王和后妃是否定的對象，詩歌的主題與白居易同時所寫的《李夫人》是一樣的。

　　愛情說是20世紀50年代后半期提出來的。基本觀點是詩中帝妃是正面藝術形象。立論的依據是詩的后半部分對愛情的描寫。但他們無法將其觀點貫穿到前半部分，他們也承認詩的前半部分具有諷刺和譴責的意味。此說的不徹底性使他們在爭論中處于少數地位。

　　諷刺說與愛情說各執一端，那么試圖調和矛盾的雙重主題說便得以產生。這一派既承認詩的前半部分具有諷刺意義。又承認后半部分李楊有誠篤的相愛之情，并認為作者偏重于后一’

　　方面。因而這一派被認為是折衷派，也可以說是愛情說的支持《長恨歌》的創作及其主題思想派。

　　列寧說：“在分析任何一個社會問題時，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絕對要求，就是要把問題提到一定的歷史范圍內，”(列寧《論民族自決權》，《列寧選集》第二卷512頁)去把握那個時代的特殊精神，去體會那個時代所反映出來的特殊情趣。當然這種特殊的情趣還是由作家的作品反映的，因而就必須先“知人論世，”顧及到作家創作時的各種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