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夜獨坐的我，曉夢初醒的我，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之中偶然有一分鐘一秒鐘感到不能言說的境象和思想的我，與課室里上課的我，和世界周旋的我，是否同為一我，也是一個疑問。

　　冰心：《我》

　　仔細回想一下這個世紀的歷史，我們不難發現它留給個人的時間和空間竟少得可憐。更多的情況下，人們被時代驅趕著前行，像趕赴一個個盛大的集會，停不下來，也來不及思量。如我在一篇文章里講到的：“在20世紀中國，一般人恐怕不必指望去逃避歷史強加給他的規定性成長。”我們只聽得到群體的口號，而聽不到個人的聲音。政治空間對心靈空間、公共空間對私人空間的擠迫，幾乎成了本世紀的標志性景觀。

　　而冰心，這位身著舊式旗袍的新式女性，自新文學發軔的第一天起，就開始在荒蕪的心靈園林里打掃塵垢，鋤草施肥了。她試圖以智慧的繁星和純真的春水，焐暖世紀冰冷的胸膛。與名字相反，冰心是溫暖的，她沒有染上那個時代的女子特有的閨閣式的自憐，而純然是一塵不染的潔凈與正直。她外表的單薄與弱小，更凸顯出她精神的偉岸與不凡。

　　冰心與魯迅形成了一種“互補關系”。魯迅代表了新文化中陽剛的一面，冰心則代表陰柔的一面;魯迅是一柄鋒利的社會手術刀，冰心則是慈愛的靈魂布道者。學者李吉力在論說《紅樓夢》時曾指出，女人是水性的，男人是泥性的，“這兩種特性表明：女人是自然的作為審美向度出現在歷史中的，而男人是社會的作為力量的象征從事于歷史的創造的。”如果說魯迅是荒野上的戰馬，冰心則是河流邊的水車，她承繼的是中國文化中嫻靜的部分，依*的全然是自然的力量，澆灌心靈的沃土;如果說魯迅是以超人的力量肩起歷史的閘門，冰心則是于不動聲色中改造世道人心。冰心的存在，豐富了“五四”文化的精神維度，使中國的精神啟蒙不是一種簡單的線性結構或平面結構，而呈現出迷幻復雜的姿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