薩義德的《東方學》揭示了東西方存在的權力關系。他指出：“任何教授東方、書寫東方或研究東方的人……都是‘東方學家’，他或她所做的事情就是‘東方學’”。翻譯研究學派自創始以來就非常關注權力關系對翻譯的影響。

一、項美麗文化身份解析

　　項美麗，原名愛米麗·哈恩(Emily Hahn)，美國女作家，出生于德國猶太人移民家庭。項美麗因中國題材的寫作而在美國文壇聲名鵲起，她一生共出版了52本書，有關中國的至少有12本，其中《宋氏姐妹》和《我的中國》一出版即登上《紐約時報》暢銷書榜，而《中國烹調》更是不斷再版。從1929年起，項美麗成為《紐約客》專欄作家，1935年她作為《紐約客》的中國海岸通信記者來到上海，在中國生活了九年，前五年是在上海度過的，當時她是上海上流社會社交圈的知名人物。項美麗與其中國戀人———新月派詩人邵洵美一起參與創辦了英文期刊《天下》，又合辦了期刊《自由譚》和《自由評論》等。1936年，《天下》月刊連載了由項美麗和辛墨雷(邵洵美筆名)合譯的沈從文《邊城》英譯本Green Jade and Green Jade。

　　在《我的中國》中，項美麗如此描述來中國前夕的心情：“我一點也不了解那些中國人，也不在意他們，大家知道只有日本人才是優雅的東方人，中國花里胡哨，中國是紅色和金色的龐然大物，那里的一切我都不喜歡”。來中國之前，項美麗已完成了她的非洲探險之旅，上海對于她而言只是冒險旅程中的另一站，而中國給她的第一印象并不好：“中國都快把我悶死了，我對中國不感興趣”。正在她準備離開中國時，邂逅了邵洵美，墜入愛河的她開始對中國由厭生愛。在項美麗1936年翻譯《邊城》時，她已喜愛上了中國文化。但是在項美麗的文化身份中，西方文化依舊不可避免地占據著主導的地位。由于她自幼生長于西方，接受西方教育，西方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支配著她對于東方的認識。薩義德指出：“關于東方的知識，由于是從強力中產生的，在某種意義上創造了東方、東方人和東方人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