薩義德的《東方學》揭示了東西方存在的權力關系。他指出:“任何教授東方、書寫東方或研究東方的人……都是‘東方學家’,他或她所做的事情就是‘東方學’”。翻譯研究學派自創始以來就非常關注權力關系對翻譯的影響。
一、項美麗文化身份解析
項美麗,原名愛米麗·哈恩(Emily Hahn),美國女作家,出生于德國猶太人移民家庭。項美麗因中國題材的寫作而在美國文壇聲名鵲起,她一生共出版了52本書,有關中國的至少有12本,其中《宋氏姐妹》和《我的中國》一出版即登上《紐約時報》暢銷書榜,而《中國烹調》更是不斷再版。從1929年起,項美麗成為《紐約客》專欄作家,1935年她作為《紐約客》的中國海岸通信記者來到上海,在中國生活了九年,前五年是在上海度過的,當時她是上海上流社會社交圈的知名人物。項美麗與其中國戀人———新月派詩人邵洵美一起參與創辦了英文期刊《天下》,又合辦了期刊《自由譚》和《自由評論》等。1936年,《天下》月刊連載了由項美麗和辛墨雷(邵洵美筆名)合譯的沈從文《邊城》英譯本Green Jade and Green Jade。
在《我的中國》中,項美麗如此描述來中國前夕的心情:“我一點也不了解那些中國人,也不在意他們,大家知道只有日本人才是優雅的東方人,中國花里胡哨,中國是紅色和金色的龐然大物,那里的一切我都不喜歡”。來中國之前,項美麗已完成了她的非洲探險之旅,上海對于她而言只是冒險旅程中的另一站,而中國給她的第一印象并不好:“中國都快把我悶死了,我對中國不感興趣”。正在她準備離開中國時,邂逅了邵洵美,墜入愛河的她開始對中國由厭生愛。在項美麗1936年翻譯《邊城》時,她已喜愛上了中國文化。但是在項美麗的文化身份中,西方文化依舊不可避免地占據著主導的地位。由于她自幼生長于西方,接受西方教育,西方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支配著她對于東方的認識。薩義德指出:“關于東方的知識,由于是從強力中產生的,在某種意義上創造了東方、東方人和東方人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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