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邊城》是沈從文的代表佳作，作者以他那浸透情感的筆墨，酣暢淋漓地展現了湘西茶峒人的喜怒哀樂，抒發了湘西的風土人情所寄予的無限眷戀與摯愛，描繪了一幅多姿多彩的清新淡遠、古樸自然的風俗畫。以下是小編為大家推薦的邊城里富于地域色彩美感的辭格，希望能幫到大家，更多精彩內容可瀏覽(www.nvnqwx.com/wenxue)。

　　“文學是籍語言文學作雕塑描寫的藝術”，[6]文學作品中塑造的形象是否鮮明，是否新穎，就決定于作家對各種語言表達手段的運用。從藝術審美的角度來看，新穎是文學作品的一個基本要求，構成“新”的因素，除了情節的變化性和表現的獨創性外，就是塑造人物形象時運用語言表達手段的特殊性。沈從文作品之所以成功的條件之一，就是他恰當的調用了語言藝術的各種手段。

　　沈從文小說比喻藝術獨樹一幟，是一種凝眸遠景的另類表達方式，喜用農村常見的植物形容筆下的人物，又善用民間言語表達思想感情，其比喻已擺脫自然主義的簡單描摹，達到了高度的審美境界。沈從文恰當的在《邊城》中運用了這一修辭手段。他對生命這一問題有過多次論述，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筆下的湘西人民身上，他們在生命這個舞臺上，總是表現出一種健康、自然的人生形式。沈從文以山村田野的“陽光動物”和“陽光植物”為喻，描繪他筆下所鐘愛的人物形象。《邊城》中的翠翠、儺送，是大自然的兒女，代表著湘西人生姿態。他們無不帶點野味和自然氣息，充滿著旺盛的生命力。

　　比喻是最古老又是目前應用最廣泛的辭格，在最古老的詩集《詩經》中就有無數先例。比喻修辭因其歷史而溶入鮮明的文化內涵。在本文中討論的比喻藝術內涵，不僅僅是語法意義上的，而是更深的指向作品的文化環境和作者審美情趣及審美理想。比喻是一種技巧，一個手段，它所凝聚的作家的某些主觀因素往往大于其本身所指，從而具有某種象征意味，同時比喻又是作家想象力高低的一個標志。沈從文是個富于想象力的作家，屈楚巫神的浪漫精神，沈從文無疑得以遺傳與繼承。他曾對此充滿自信并直言不諱地說：“這鄉下人反因從小飄江湖，各種奔路，挨餓，受寒，身體發育受了障礙，另外卻發育了想象。”沈從文筆下的動植物形象更多是一種社會性的投影。這些動物有兇猛的野獸：虎、獅、豹之類;有美麗的飛禽：鶴、鴨、錦雞;還有家常的豬、牛、羊、馬及水生動物螞蝗、魚、海豹之類，這些動物無一不表現出來一種堅實自足的個體生命，與人類有某些相似的性格，比如勇敢、頑強，具有一種自然自在的美。《邊城》中人物形象莫不印上了某些動物性格的特點，表現出一種自然的原始的生命律動。例如“有遇見生人作小鹿般逃入深山的淳樸姑娘翠翠”。沈從文喻人除愛用動物作比喻外，另一顯著特點就是喜用農村常見的植物喻人。讓讀者隨時追隨其筆下的主人公走進山鄉田野。這些植物有：桃子、蔥、筍子、竹子、大樹。如他懵懵懂懂地過日子，從小失去雙親疼愛、關懷，居然也長大成|人了，而隨時于身邊篁竹相襯托的翠翠在風日里也漸漸長大了。(《邊城》)翠翠的生命如翠竹般單純及憂郁。這些鄉下的動植物的生存狀態，本身就是一種自然的生命狀態，逢歷史而生，隨歲月而滅。二十世紀之初湘西社會經濟落后，地方仍十分閉塞，閉塞的現實環境讓外部的風很少吹進來，鄉下人以質樸、簡單的存活原則而活著、自生自滅。《邊城》中老船夫時而發出嘆息既代表生命的艱辛，更是生命的無奈與認同。從這些人格化的動植物身上，我們不難看出作者對湘西下層人民所持的愿望肯定和贊美。沈從文雖不言苦，而讀者也從筆下人物自在生存狀態中，感知“枯桑知天下寒”的境遇及生活的悲苦與憂郁，陽光般的動植物代表他們韌的一面美的一面，也是沈從文重塑民族品格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