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fǎ zhì）漢語詞語，是先秦時期法家的政治思想，主張以法治國，看看下面的法治黑板報內容資料吧！

　　法治黑板報內容資料【1】

　　“法治”一詞很早就出現在古書中。《晏子春秋·諫上九》：“昔者先君桓公之地狹于今，修法治，廣政教，以霸諸侯。”《淮南子·氾論訓》：“知法治所由生，則應時而變；不知法治之源，雖循古終亂。”

　　但有時并非作為一個詞組，如《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趙奢）收租稅而平原君家不肯出租，奢以法治之，殺平原君用事者九人。”

　　“法治”與儒家的“德治”相對

　　法治與人治是根本相對立的，是不同的治國理念。人治強調個人權力在法律之上，而法治理念正好與其相反。要法治就不要人治，要人治就沒有法治。但要強調，國家依靠法治并不是不要依靠人的力量和人的作用，因為再好的法律與制度都需要人來實現與執行。但是，不可以將“人的作用”與“人治”相等同，兩者是根本不同的概念。

　　綜上所述，可以看出：法治包含兩個部分，即形式意義的法治和實質意義的法治，是兩者的統一體。形式意義的法治，強調“以法治國”、“依法辦事”的治國方式、制度及其運行機制。實質意義的法治，強調“法律至上”、“法律主治”、“制約權力”、“保障權利”的價值、原則和精神。形式意義的法治應當體現法治的價值、原則和精神，實質意義的法治也必須通過法律的形式化制度和運行機制予以實現，兩者均不可或缺。

　　法治是以民主自由為基礎，需要民主的力量，而我們的法治卻看上去好像是官方在發動和推進，民眾似乎處在旁觀者的地位而表現出“被動”和“冷漠”。在理論上如何印證現行法治推行方式的科學性和合理性，在現實的法治實踐中確實存在缺少政府和民眾的有效“互動”。冷靜地思考分析和對“依法治理”現狀的觀察，我們不難發現缺少這種“互動”的現實表現，主要原因在于：民眾對于自身的權力不知道，知道不執行，執行不徹底，導致了21世紀初的這個結果。民眾們在經歷義務教育之后，依舊對于介紹法治的課程并不重視，法治觀念、理念很難進入民眾內心。使得法治推動成為看似官方在發動和推進，民眾似乎處在旁觀者的地位而表現出“被動”和“冷漠”。

　　而所謂的為“三治三不治”，即“治下不治上”、“治外不治內”、“治民不治官”。是一種錯誤的說法，因為在我國立法的權力屬于人大，而不屬于所謂的“上”、“外”、“官”，因此這樣說并不符合實際情況。這種情況在“依法治省”、“依法治市”、“依法治縣”、“依法治鄉”、“依法治村”等依法治理的過程中也體現的淋漓盡致，并不會因為違法者身份而縱容其違法。行政機關并沒有立法權，但是行政權力確實在影響司法，通過各種行政權力對司法權的影響，來擴大其職能和實現其效用。在近一段時間內，輿論以第四權的身份出現，掌握輿論資源的人通過各種輿論壓力，對于司法權的影響也日益增大，使得輿論資源所有者與行政權力所有者一道成為影響司法權的人。這種片面的、出于“官本位”或“輿論第四權”思想的“依法治理”嚴重悖離了法治精神和原則。而廣大民眾則處于“被動”的地位，既在客觀上不能有效得知正確信息、行動上介入國家法治實踐，又在主觀上無法正確判斷，更不用提參與和對之加以評價。其深層原因在于人治思想與權力本位思想還在相當的領域中存在。尤其是在中央提出依法治國的口號之后，各級黨委和政府先后提出的依法治省、依法治市、依法治縣，甚至提出依法治校、依法治村等口號。這種形式主義做法使得依法治國的法治內涵與精神逐步喪失，結果最后演變為依法治民的政治治理觀。在他們眼里，仍然認為依法治國就是用法律來治理國家，而且存在固有偏見，認為法律只是專管老百姓的，從而形成了法治的表層現象，其真正內涵沒有深刻理解并內化為堅實的信念和外化為行動。因此，“依法治國”成為僅僅理解為依據大量出自有據的規章、政策和法律來治理國家和人民，這種“葉公好龍”式的法治觀是法治非理性的表現形式，是傳統專制主義、人治主義和宗法思想沒有得到徹底清算的典型特征。

　　法治是依據法律的治理。法治實際上包含了許多層面的含義，它是指一種治國的方略、社會調控方式，法治是與人治相對立的一種治國方略。法治強調以法治國、法律至上，法律具有最高的地位。亞里斯多德就明確提出“法治應當優于一人之治”。

　　法治還是指一種法律價值、法律精神，一種社會理想，指通過這種治國的方式、原則和制度的實現而形成的一種社會狀態。

　　總的來說就是法治包括實質意義上的法治和形式意義上的法治，也就是強調兩者的統一，形式意義上的法治強調“依法治國”、“依法辦事”的治國方式、制度及其運行機制，實質意義的法治強調“法律至上”、“法律主治”、“制約權力”、“保障權利”的價值、原則和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