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文明的繼承和發(fā)展，沒有文化的弘揚和繁榮，就沒有中國夢的實現(xiàn)。下面是中華傳統(tǒng)文化手抄報資料，一起看一下吧。

　　根，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歷史上與中國文化若后若先之古代文化，或已夭折，或已轉易，或失其獨立自主之民族生命。惟中國能以其自創(chuàng)之文化永其獨立之民族生命，至于今日巋然獨存。”

　　根，維系于民族精神。無論歷史多么遙遠、歲月如何蹉跎，無論社會怎么變革、如何轉型，都不能除了根、丟了魂，都必須把根留住。根深才能葉茂，根脈切斷不得。

　　縱覽世界史，一個民族的崛起或復興，常常以民族文化的復興和民族精神的崛起為先導。一個民族的衰落或覆滅，往往以民族文化的頹廢和民族精神的萎靡為先兆。文化是精神的載體，精神是民族的靈魂。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要在現(xiàn)代化的艱難進程中實現(xiàn)，現(xiàn)代化則要靠民族精神的堅實支撐和強力推動。現(xiàn)代化呼喚時代精神，民族復興呼喚民族精神。時代精神要在全民族中張揚，民族精神要從傳統(tǒng)文化的深厚積淀中重鑄。

　　根，滋潤于“慎終追遠”。現(xiàn)代化使人們的物質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可精神世界卻缺少了關照，往往出現(xiàn)一種精神上的病態(tài)。人們擁擠在快節(jié)奏、充滿誘惑的現(xiàn)代生活中，人心浮動，沒有片刻安寧。欲望在吞噬理想，多變在動搖信念，心靈、精神、信仰被物化、被拋棄。近利遠親、見利忘義、唯利是圖、損人利己，甚至“要錢不要命”的道德失范現(xiàn)象，在生活水平提高、人類進步的現(xiàn)代化浪潮中泛起。

　　因此，“慎終追遠”不是“搬出祖先來說事”，而是以古鑒今，提醒大家在繁忙浮躁的當下，想想根，定定神，穩(wěn)住腳步，找到魂!如果說金錢、利益可以洗刷和消解人倫道德，誘使民德“變薄”，那么，“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我們必須積德厚德，開創(chuàng)民德歸厚、厚德載物、“厚德載市場經(jīng)濟”的新天地。

　　根，深扎于敬畏之心。人不能沒有敬畏之心。信仰的支撐、科學的論證、理論的徹底都是必需的，但不夠，還需要敬畏。講“徹底的唯物主義者無所畏懼”，那是講不信鬼、不信神需要的思想狀態(tài)，但不能放大為無所敬畏。“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有了敬畏，才有自律。馬克思認為：“道德的基礎是人類精神的自律”。只有道德主體將道德規(guī)范內(nèi)化為自己的道德，完成他律向自律的轉化，才能成為有效的道德規(guī)范。有了自律的基礎，相互的他律——道德規(guī)范、社會公德、法律法規(guī)，才有實施的可能。

　　共產(chǎn)黨人敬畏歷史、敬畏先烈、敬畏人民，人民才對共產(chǎn)黨人“譬如北辰，眾星共之”。所以，“把古代經(jīng)典的詩詞和散文從課本中去掉”并非小事，實乃關乎在青年學子頭腦中，以至在我們民族復興的進程中，能否把民族之魂和文化之根留住的大事。

　　這些道理，越講越重，越挖越深。

　　毫無疑問，我們要后來居上，不能不向西方發(fā)達國家學習。問題是學什么，怎么學?絕不是隨手拿掉自己最重要的東西，隨便“加入一堆什么西方的東西”，用“去中國化”的方式學。

　　回顧歷史，莫說完全“去中國化”，哪怕中國的東西該留的沒留住，西方的東西不該拿的拿來了，結果也是哀嘆聲聲。

　　張之洞，近代中國探索民族復興的一位有識之士，“提起中國民族工業(yè)、重工業(yè)不能忘記張之洞”(毛澤東語)。張之洞在他的《勸學篇·設學》中，提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所謂“中學為體”，是強調以中國的綱常名教作為決定國家社會命運的根本;“西學為用”，是主張采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近代科學技術，效仿西方國家在教育、賦稅、武備、律例等方面的一些成例，舉辦洋務新政，以期挽回清王朝江河日下的頹勢。注意，他主張的尚有“體”“用”之分，還只是在“用”方面的“西化”。但洋務運動未能成功。張氏長嘆：“海內(nèi)志士，發(fā)憤搤捥，於是圖救時者言新學，慮害道者守舊學，莫衷於一。舊者因噎而食廢，新者歧多而羊亡;舊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夫如是，則舊者愈病新，新者愈厭舊，交相為瘉，而恢詭傾危亂名改作之流，遂雜出其說以蕩眾心。”洋務運動后，國家更衰敗淪落。

　　所以，從文化的角度看，我們對外國文化的包容借鑒，關鍵是食而能化、化而能食，切不可食洋不化甚至“全盤西化”。在學習西方的同時，對中國文化的根，尊重和揚棄;對中國文化的魂，堅守和創(chuàng)新。

　　這些道理，有史可鑒，言之鑿鑿。

　　為什么要“把這些經(jīng)典嵌在學生的腦子里，成為中華民族的文化基因”?

　　我們搞現(xiàn)代化，不妨追本溯源。現(xiàn)代化起源于數(shù)百年前，西歐歷史上發(fā)生的一場持續(xù)200余年的文藝復興運動。文藝復興把“人”從“神”的束縛中解放出來，帶領西歐走出中世紀的蒙昧和黑暗，迎來了現(xiàn)代文明的曙光，把生產(chǎn)力從封建社會的束縛中解放出來。但文藝復興在帶來生產(chǎn)力解放，使當代西方國家發(fā)達的過程中，又逐漸生發(fā)出“三個緊張”。

　　一是人與社會的關系緊張。文藝復興推動了以資本主義生產(chǎn)方式為基礎的、早期現(xiàn)代化進程，形成了以“歐洲體系”為骨架的“世界體系”的初期形態(tài)，以世界市場為基礎的現(xiàn)代世界體系。但這個市場體系，延續(xù)了傳統(tǒng)的帝國式殖民體系的政治結構，形成了一批殖民地、半殖民地。孫中山早前就敏銳地發(fā)現(xiàn)：歐洲近百年是什么文化呢?是科學的文化，是注重功利的文化，也是行霸道的文化。自歐洲的物質文明發(fā)達，霸道大行之后，世界各國的道德便天天退步。資本主義生產(chǎn)方式的資本私人占有與生產(chǎn)社會化的內(nèi)在矛盾，外化為世界體系的劇烈動蕩乃至分裂。兩次世界大戰(zhàn)、歐洲的危機與革命、亞非拉民族解放運動反映出這個世界體系在形成之初，就開始解構。二戰(zhàn)后，這個世界體系的中心區(qū)域重新整合：從西歐到美國。同時，這個世界體系之外，崛起了一股強大的與之對抗的力量——蘇聯(lián)及社會主義陣營，冷戰(zhàn)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