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的詩歌創作主張

　　白居易不僅是現實主義詩人，還是一位杰出的詩論家。他提出了一種批判現實、反映現實的詩歌創作理論。下面小編是了有關白居易的詩歌創作主張的內容，供大家閱讀。

白居易詩歌主張的核心，是要求詩歌為政治服務。

　　《與元九書》說：“仆常痛詩道崩壞，忽忽憤發，或食輟哺、夜輟寢；不量才力，欲扶起之。”此所謂“詩道”，是指儒家關于詩歌的理論和要求。白居易的詩歌主張是與正統的儒家詩論二脈相承的。儒家論詩，從孔子開始便強調詩歌的政治作用和社會意義，《論語陽貨》 說：“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其主旨是強調詩歌為封建的政治、教化服務。這就成為儒家詩論的出發點。《毛詩序》是先秦儒家詩論的總結，其中心內容也是闡述詩歌與封建政教的關系。它認為詩歌不僅是社會治亂、政教得失的反映，而且反過來可以維護封建統治和封建秩序：“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因為詩歌具有感染的力量，所以是封建統治者用以維護政教的有力工具。緊接著上面一段話，《毛詩序》又闡述了詩的“六義”。“六義”是儒家對于《詩經》體制和表現手法的概括，也常被看作是詩歌創作的指導原則。從《毛詩序》對“六義”的解釋看來，不外是說詩歌創作應該通過美刺來維護王政⑴ 。而刺必須有個限度，這就是“止乎禮義”。超乎禮義的諷刺，是有損于王政的。總之：詩歌要維護封建政教，要諷諭美刺，要止乎禮義，這是儒家詩論的主要精神，也就是白居易忽忽憤發所欲扶起的“詩道”。在與元九書中，白居易是這樣闡述這“詩道”的：

　　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聲，莫深乎義。詩者：根情，苗言，華聲，實義。

　　這段話的意思十分清楚，是說詩歌最能夠幫助帝王感化人心，治理天下。他接下去說：

　　圣人知其然，因其言，經之以六義；緣其聲，緯之以五音。音有韻，義有類。韻協則言順，言順則聲易入。類舉則情見，情見則感易交。于是乎孕大含深，貫微洞密，上下通而一氣泰，憂樂合而百志熙。五帝三皇所以直道而行，垂拱而理者，揭此以為大柄，決此以為大寶也。

　　帝王如果重視詩歌這種政治作用，以六義、五音貫串其內容和形式，使之符合諷諭美刺、止乎禮義的要求，就可以溝通統治者和人民，使他們的感情和愿望得到統一，使一切社會矛盾達到調和。帝王也就可以垂拱而理了。再看《策林》六十九“采詩”: 所謂善防川者，決之使導，善理人者，宜之使言。故政有毫發之善，下必知也；教有錙銖之失，上必聞也。則上之誠明何優乎不下達？下之利病何患乎不上知？上下交和，內外胥悅，若此而不臻至理，不致升平，自開辟以來未之聞也。

　　皇帝以詩補察時政，百姓以詩泄導人情，采詩上聞，聞而納諫，這樣就可以防止人民越出封建統治的軌道，而達到至理升平。正是從溝通君民、調和矛盾的思想出發，白居易在《新樂府序》里提出“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的主張。值得注意的是，在白居易看來，為君為臣與為民是統一的，沒有矛盾的。可以同時又為君臣而作，又為人民而作，但首要的、關鍵的還是為君。《新樂府》 里確實有不少為民請命的詩篇，有的甚至很激烈，然而白居易只是要皇帝開壅蔽、達人情，“政之廢者修之，闕者補之。人之憂者樂之，勞者逸之。”使統治得以安定罷了。

　　白居易把希望寄托在皇帝身上，作為一個諫官，他“有闕必規，有違必諫”⑶；作為一個詩人， 他把詩歌也當作向皇帝進諫的形式——這便是《毛詩序》所說的“主文而譎諫”。關于這一點，《與元九書》說得最明白：

　　是時皇帝初即位，宰府有正人，屢降璽書，訪人急病。仆當此日，擢在翰林，身是諫宮，月請諫紙，啟奏之外，有可以救濟人病，裨補時闕，而難于指言者，輒詠歌之，欲稍稍遞進聞于上。上以廣宸聰，副憂勤；次以酬恩獎，塞言責；下以復吾平生之志。

　　《與楊虞卿書》也說：

　　凡直奏密啟外，有合方便聞于上者，稍以歌詩導之，意者欲其易入而深誡也。

　　這樣說來，詩歌豈不成了奏議的補充形式了嗎？ 是的，白居易正是要把那些在奏議中不便直說的事情和意見，通過詩歌向皇帝委婉地提出，引起他的警惕，并作為他執政的參考。也可以說是用詩的形式來寫類似于今天的報告文學那樣的作品。白居易《新樂府》的最后一首詩《采詩官》，是帶有總結性的。詩的最后說：“君之堂兮千里遠，君之門兮九重閟；君耳唯聞堂上言，君眼不見門前事。貪吏害民無所忌，奸臣蔽君無所畏。君不見厲王胡亥之末年，群臣有利君無利。君兮君兮愿聽此：欲開壅蔽達人情，先向歌詩求諷刺。”把“廣宸聰，副憂勤”、“欲其易入而深誡也”以及這首詩里所說的采詩與諷刺聯系起來，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為君而作實在是白居易詩歌主張的要點。

　　以上分析了白居易提出的正面主張，我們還可以從他對秦漢以來詩歌的批判當中，作進一步的考察。

　　在《與元九書》中，白居易對秦漢以來詩歌的發展做了一番評述，他所運用的標準也是《詩經》的“六義”。白居易把秦漢看作“六義”始刓始缺的時期，把晉宋看作“六義”寖微陵夷的時期，把梁陳看作“六義”盡去的時期。唐興二百年間，陳子昂、李白、杜甫等人雖有比興之作，但是數量太少，李白是“十無一焉”，杜甫“亦不過三四十首”。白居易在這里對南朝脫離現實、脫離政治的文學，作了最徹底的批判，這對于糾正大歷以后注重形式的詩風有積極意義。但就其批評的標準來看，卻明顯地表現出要求詩歌為封建統治服務的本質。先看他對屈原的評價吧。關于《離騷》，在漢代就曾爭論過是否合于“溫柔敦厚”的詩教，用的是以《詩》論《騷》的方法。白居易也是運用這種方法去評價屈原的。他說：“澤畔之吟，歸于怨思。彷徨、抑郁，不暇及他耳。”所謂“他”，是指什么呢？就是指“禮義”。屈原“歸于怨思”，而不能“止乎禮義”，只是發泄了個人的牢騷，而無補于政教，這就是白居易認為不足的地方。其實，屈原的詩歌通過抒發個人的憤慨，有力地抨擊了黑暗的.政治和腐朽的統治集團，具有強烈的政治內容。然而在白居易看來，這既不能“補察時政，也不能“泄導人情”，已經離開了“詩道”。即使對杜甫這樣一個詩人，白居易也缺乏全面的認識。他機械地在杜詩中尋找風雅比興，自然不能不感到失望。白居易的詩歌本受了杜甫的影響，《初授拾遺》 詩說：“杜甫陳子昂，才名括天地。”《傷唐衢》說：“致吾陳杜間，賞愛非常意。”可見他對杜甫很崇敬。不過當他執著于“六義”的時候，就變得偏激了。

　　然而，白居易的詩歌主張在當時仍有一定的積極意義。因為在如何為政治服務的問題上，他強調“補察時政”，在客觀上就有助于詩歌揭露政治黑暗；強調“泄導人情”，在客觀上就有助于反映人民疾苦。白居易提出詩歌為政治服務的主張，主觀上雖然是維護封建統治，客觀上卻有利于反抗封建統治的斗爭。無怪乎他的主張得不到當權者的重視，他的創作反遭他們切齒痛恨了。所以白居易在《與元九書》里感慨地說：“嗚呼!豈六義四始之風，天將破壞不可支持耶？抑又不知天之意不欲使下人之病苦聞于上耶？不然，何有志于詩者不利若此之甚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