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dǎo)語：白居易的組詩《新樂府》五十首，是其眾多詩作中被公認的較為成熟和典型的一組敘事詩，有著很重的敘事成分和明顯的“為事而作”的特點。

　　在杜甫的基礎(chǔ)之上，中唐時代的白居易進一步從“事”的角度來概括他的敘事詩創(chuàng)作。他在論詩時，曾頻頻提到“事”字：

　　直歌其事。《秦中吟·序》)

　　一吟悲一事。(《傷唐衢二首》)

　　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因事而立，題為《新樂府》者，共一百五十首，謂之諷喻詩。(《與元九書》)

　　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也。(《新樂府·序》)

　　白居易所提到的“事”的概念是很籠統(tǒng)的，這個“事”既可以指時事、政事等社會現(xiàn)實，也可以包括個人命運、民間傳說之事。而且白居易詩中的多數(shù)言事之作與其它的言情記事詩并沒有鮮明的界限，可以說，他當時并沒有清楚的敘事詩的體裁概念，而只是在創(chuàng)作某些題材的詩歌時，不期然地寫出了典型的敘事詩作品。可以說，正由于白居易對“事”的重視和他籠統(tǒng)的敘“事”概念，他的以詩言事之作才比前人數(shù)量有所增加，范圍大為擴展，形式也更為復(fù)雜多樣。

　　謝思煒先生在其《白居易集綜論》中，把白居易的言事之作歸納為五類：“1.以民間傳說為模板的典型的敘事作品，如《長恨歌》;2.以個人經(jīng)歷和見聞為主要依據(jù)的敘事作品，如《琵琶引》;3.以政治問題或社會生活素材為主要內(nèi)容的敘事作品，如《新樂府》中的《新豐折臂翁》、《縛戎人》、《賣炭翁》等;4.其它比較一般的指斥時政、議論時事之作;5.主要講述個人經(jīng)歷，但抒情成分更強或象征色彩較濃，如《和夢游春詩》以及感傷詩中的《長相思》、《潛別離》等大量作品。”[2]其中的第3、4類同屬于白居易所自稱的諷諭詩，在這些諷諭詩中，顯然第3類更能反映白居易的敘事和詩歌藝術(shù)才能，而其中較成熟的敘事作品則多集中在他的組詩《新樂府》五十首中。

　　白居易《新樂府》五十首全部寫于元和四年(809)，這時他正“擢在翰林，身是諫官”，為盡他諫官的職責(zé)，他“月請諫紙，啟奏之外，有可以救濟人病，裨補時闕，而難于指言者，輒詠歌之”(《與元九書》)。也因此，《新樂府》五十首在題材上有了走向敘事詩的可能，他把做拾遺以來對社會政治、民間生活和個人見聞的所遇、所感，“因事立題”，寫成了《新樂府》五十首。我認為，這些“因事立題”的諷諭詩之所以成為較典型和成熟的敘事詩，得益于白居易在其創(chuàng)作中“詩經(jīng)筆法”和“傳奇筆法”的巧妙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