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白居易的組詩《新樂府》五十首，是其眾多詩作中被公認的較為成熟和典型的一組敘事詩，有著很重的敘事成分和明顯的“為事而作”的特點。

　　在杜甫的基礎之上，中唐時代的白居易進一步從“事”的角度來概括他的敘事詩創作。他在論詩時，曾頻頻提到“事”字：

　　直歌其事。《秦中吟·序》)

　　一吟悲一事。(《傷唐衢二首》)

　　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因事而立，題為《新樂府》者，共一百五十首，謂之諷喻詩。(《與元九書》)

　　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也。(《新樂府·序》)

　　白居易所提到的“事”的概念是很籠統的，這個“事”既可以指時事、政事等社會現實，也可以包括個人命運、民間傳說之事。而且白居易詩中的多數言事之作與其它的言情記事詩并沒有鮮明的界限，可以說，他當時并沒有清楚的敘事詩的體裁概念，而只是在創作某些題材的詩歌時，不期然地寫出了典型的敘事詩作品。可以說，正由于白居易對“事”的重視和他籠統的敘“事”概念，他的以詩言事之作才比前人數量有所增加，范圍大為擴展，形式也更為復雜多樣。

　　謝思煒先生在其《白居易集綜論》中，把白居易的言事之作歸納為五類：“1.以民間傳說為模板的典型的敘事作品，如《長恨歌》;2.以個人經歷和見聞為主要依據的敘事作品，如《琵琶引》;3.以政治問題或社會生活素材為主要內容的敘事作品，如《新樂府》中的《新豐折臂翁》、《縛戎人》、《賣炭翁》等;4.其它比較一般的指斥時政、議論時事之作;5.主要講述個人經歷，但抒情成分更強或象征色彩較濃，如《和夢游春詩》以及感傷詩中的《長相思》、《潛別離》等大量作品。”[2]其中的第3、4類同屬于白居易所自稱的諷諭詩，在這些諷諭詩中，顯然第3類更能反映白居易的敘事和詩歌藝術才能，而其中較成熟的敘事作品則多集中在他的組詩《新樂府》五十首中。

　　白居易《新樂府》五十首全部寫于元和四年(809)，這時他正“擢在翰林，身是諫官”，為盡他諫官的職責，他“月請諫紙，啟奏之外，有可以救濟人病，裨補時闕，而難于指言者，輒詠歌之”(《與元九書》)。也因此，《新樂府》五十首在題材上有了走向敘事詩的可能，他把做拾遺以來對社會政治、民間生活和個人見聞的所遇、所感，“因事立題”，寫成了《新樂府》五十首。我認為，這些“因事立題”的諷諭詩之所以成為較典型和成熟的敘事詩，得益于白居易在其創作中“詩經筆法”和“傳奇筆法”的巧妙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