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在日常生活中感悟生命真諦，參禪悟道中學習佛學義理，他通過大量的閑適詩佛理詩闡發感想。

　　中唐時，禪悅之風風靡士林，一大批文人領袖如柳宗元、劉禹錫、白居易等均與禪僧過往甚密，“或師或友”。在禪宗受到士大夫們狂熱禮贊時，中唐詩歌也出現了深刻變化。“詩到元和體變新”，“詩到貞元、長慶，古今一大變”，這個“變”是變“雅”為“俗”，“就世俗俚淺事做題目”，經俗事，繪艷色，以“遣時日，銷憂懣”。從題材內容、表現手法到創作目的，整個詩壇呈現出鮮明的通俗化傾向，傳統儒家文學所強調的詩的典雅莊重的品格被淡化了。

　　盛唐時，杜甫、顧況等寫有一些通俗化作品，但杜甫、顧況的通俗化主要源于社會變遷中紀實題材表達的需要，“凡出處去就，動息勞佚，悲觀憂樂，忠憤感激，好賢惡惡，一見于詩，讀之可知其世”，并非對通俗化審美的自覺追求。中唐詩壇在通俗化審美傾向方面則有了高度發展，文人之間以俗趣相尚，如元稹《酬翰林白學士代書一百韻》詩云：“翰墨題名盡，老陰聽話移。”句下注云：“樂天每與予游，從無不書名屋壁，又嘗于新昌宅聽說《一枝花》話，自寅至巳猶未畢詞也。”一個時代的審美意識或審美思潮的變化往往直接影響到一個時代的文學演變。中唐詩壇之所以走向“俗化”，呈現“俗”的風格特征，很大程度上就是由在審美追求上傾向“以俗為美”造成的。而禪宗，一般認為其代表了佛教的世俗轉向，它拋棄經典儀軌，教義樸素，“行往坐臥，應機接物皆是道”，在日常生活中實現成佛理想，把出世之佛教完全變成了世俗化的佛教。禪悅之風既然風靡此時的士林，那么，禪宗的世俗化特征必然會對士大夫們的思想產生影響并在其文學創作中有所表現。白居易是唐王朝盛衰轉型期新興庶族的詩歌大家。在他身上，醒目而自然地混合著功利的、道德的、肉體的、享樂的、宗教解脫的等等各種層次的人生追求，這使他成為一個真正能代表士人實際精神面貌的詩人典型。我們以白居易為例看看禪宗人生觀如何與中唐士人們的生活、創作相互協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