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的文學觀念中由于滲入了很多為政治服務的因素，因而與人們對文學的期望存在較大的距離。

　　白居易的文學觀念與政治情懷 安徽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40卷作為唐代的大詩人白居易(772-846)，因為其《長恨歌》、《琵琶行》等名篇而在文學史上熠熠生輝。同時，詩人的《與元九書》作為中國文學批評史上的重要篇目，不僅袒露了自己的文學觀念，而且表達了自己的政治情懷。不過，就廣大讀者和文學史對其創作的推崇與白居易自己的偏愛來說，中間的距離又是明顯存在的。這樣說的意思是，廣大讀者更推崇的是《長恨歌》、《琵琶行》等感傷詩，而白居易本人偏愛的卻是《新樂府》等諷喻詩。可以說，這是一個富有意味、值得思考的文學現象。之中涉及到了作家的文學觀念與創作實際所導致的不同傾向，更涉及到了如何更好地理解文學與政治關系的問題。而本文正是基于這一方面來提出問題，以求得大家的進一步思考。

　　在《與元九書》中，白居易將自己的詩歌創作分為四類：諷喻詩、閑適詩、感傷詩和雜律詩。諷喻詩在于美刺比興、因事立題，閑適詩僅為知足保和、吟玩情性，而感傷詩則是“事物牽于外，情理動于內，隨感遇而形于詠嘆者。”這三類均是從詩歌內容著眼的分類。至于雜律詩，卻是從形式方面著眼的：“五言、七言、長句、絕句，自百韻至兩韻者”等等。就這四類詩歌來說，白居易最看重的是諷喻詩，原因在于這類詩是他“兼濟之志”的具體體現，所以也就將之放在第一類的位置。可是，白居易自己所看重的諷喻詩，恰恰又是人們所并不看重的。對之，當時的詩人已經深有察覺：“今仆之詩，人所愛者，悉不過雜律詩與《長恨歌》已下耳。時之所重，仆之所輕。”[1] 96102為什么會產生這種反差呢?白居易囿于自己的局限是說不清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