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詩，是中國古代詩歌藝術的高峰，名家名作不勝枚舉。說起唐代的偉大詩人，白居易的詩歌平易淺切，明暢通俗。

　　白居易認為文學是能夠反映自己人生哲學的工具。而依自己的現況，又可分為“兼濟”、與“獨善”兩類。白居易曾將自己的詩分為諷喻、閑適、感傷和雜律四類，而他本人特別重視兩類詩文：其一是作為“兼濟”工具的諷諭詩，其一是則是反映自己“獨善”心志的閑適詩。白居易閑適詩的創作基本上是在他的晚年時期，那是白居易的仕途遇到不順，所出的作品甚少涉及到政治生活，更多的提到他的個人生活。有不少人認為白居易的閑適詩具有“消極避世”的態度，但是絕大多數的人對于白居易的“閑適”之作持有贊賞的態度。詩中所呈現出的淡泊知足之情和對清爽自然之景的描述細細品讀起來更是別有一番風味。同樣是詩人愛寫的秋雨，杜甫的《茅屋為秋風所破歌》說：“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他由秋雨飄零中的茅屋，想到了山河破敗的國家不由得悲從中來，如此博大的胸懷與理想著實令人敬仰，但白樂天的《秋雨夜眠》則是這樣寫的：“涼冷三秋夜，安閑一老翁。臥遲燈滅后，睡美雨聲中。灰宿溫瓶火，香添暖被籠。曉晴寒未起，霜葉滿階紅”，將一個在秋雨之夜難以入睡的老翁閑散，漫不經心的閑適心境寫得生動逼真，親切感人，富有生活氣息。他的閑適氣息是在雪夜與朋友喝上一杯美酒的逍遙：“綠蟻新醅酒，紅泥小火爐。晚來天欲雪，能飲一杯無?”閑適的生活與詩酒人生在這首短詩中一覽無余。

　　白居易的閑時情懷在他的晚年時期體現的尤為突出。他的一首《錢塘湖春行》寫的清新自然，生動流暢。其實曰：“孤山寺北賈亭西，水面初平云腳低。幾處早鶯爭暖樹，誰家新燕啄春泥。亂花漸欲迷人眼，淺草才能沒馬蹄。最愛湖東行不足，綠楊陰里白沙堤。”樂天出任杭州刺史時，已是五十幾歲的的老人。“半朽臨風樹，多情立馬人。”歷史變遷、人世滄桑的悲涼，令他悵然動懷。然而面對西湖早春旖旎的風光，心下又再無惆悵之情。關于西湖，從古到今都是文人墨客競相畫大筆墨描繪的地方，“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妝濃抹總相宜。”西湖邊蘇小小和那多情的公子阮郁，白娘子與那許仙的的過往又是如何如。“亂花漸欲迷人眼，淺草才能沒馬蹄。”這一從、那一的鮮花目不暇接，小草才剛剛長出，淺淺低低，閑適的情懷融入了景中。白居易是個仕途坎坷之人。身處朋黨之爭，他不但不能有所作為，而且“終日多憂惕”，驚嘆“高有罾繳憂，下有陷阱虞”。恐再遭權讒害，不敢久留朝中，便請求外任，這首《錢塘湖春行》，正是作于杭州刺史任，那時：“時天子荒縱不法，執政非其人，制御乖方，河朔復亂。居易累上疏論其事，天子不能用，乃求外任”在這種大背景之下白居易任職杭州。在這和煦春風中，忘掉了朋黨之爭與污濁。這種超然天地之外的灑脫與淡然，又有幾人能悟的明白?

　　白居易晚年時期形成的對萬事淡然閑適的情懷其實與少年戰亂時在江南避難的經歷有不少關聯。從白居易大部分閑適詩中看得出來白居易對于江南也是有著極深的眷戀的。在江南避難的時期一方面受到江南優美山水及濃郁人文氛圍的字樣熏陶，為后期適宜人生態度的形成打下基礎;另一方面韋應物，顧況等著名詩人的行為與創作又給其直接的啟示，也對他日后的人生與文學創作產生了一種示范效應。成年后白居易人生思想中適宜達觀的態度，流連詩酒亦官亦隱的放達生活，尋根朔源應始于這個時期。

　　在杭州時期，白居易自稱“詩酒主”：“杭州風光詩酒主，相看更合是何人”。在蘇州則自稱“詩太歲”：“何似姑蘇詩太歲，吟詩相繼有三人”;“吳中多詩人，亦不少酒酤;高聲詠詩什，大笑飛杯盂。五十未全老，尚可且歡娛;用茲送日月，君以為如何?。我們因此看到，與遠近師友贈答酬唱，舉辦詩文酒會，欣賞吳越歌舞，攜妓覽名勝訪佛寺等等，成為他此時公務之外的重要生活內容。在杭州、蘇州三年多的時間里，白居易顯示，雜律詩數量大增，詩歌創作繼任職翰林之后又進入一個豐收時期。

　　白居易有首世是這樣寫的：“昔為鳳閣郎，今為二千石。自覺不如今，人言不如昔。昔雖居近密，終日多憂惕。有詩不敢吟，有酒不敢吃。今雖在疏遠，竟歲無牽役。長歌醉通夕……”一般人都想把升官晉職當做最得意的事，而白居易此詩說，原來他是“風閣郎”(中書侍郎，正三品)，現在是“二千石”(刺史，五品)，大家都說他混得不好了，官職降了。而他自己卻覺得現在降了官遠離了朝中倒是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