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資治通鑒》載：宋太宗曾興致勃勃地問侍臣：「我比唐太宗如何？」左右近臣自然無不交相稱讚，唯有李昉不置一言，還吟誦起白居易歌頌李世民的詩句：「怨女三千放出宮，死囚四百來歸獄。」給宋太宗當頭潑了一盆涼水。

　　不過后人對于白居易的歌頌發出了疑問，因為「怨女三千放出宮」，放出的都是他老爹李淵的女人，又不是他自己的女人。《資治通鑒》記載中書舍人李百藥上言：「往年雖出宮人，竊聞太上皇宮及掖庭宮人，無用者尚多，豈惟虛費衣食，且陰氣鬱積，亦足致旱。」李世民說：「婦人幽閉深宮，誠為可愍。灑掃之馀，亦何所用，宜皆出之，任求伉儷。」于是遣尚書左丞戴胄、給事中洹水杜正倫于掖庭西門間出之，前后所出三千馀人。李百藥說的「往年雖出宮人」，是指二年前的武德九年，李世民剛奪了帝位，就下詔說的：「宮女眾多，幽閟可愍，宜間出之，各歸親戚，任其這人。」李淵的宮人，曾是李世民、李建成都要拉攏的對象，現在情況發生了變化，拿她們來出氣，并用以為自己收攬人心，又屬理所當然。

　　對于「死囚四百來歸獄」的不以為然就更多了，歐陽修的《縱囚論》就說這種不近人情之事是：「太宗之為此，所以求此名也。」唐太宗知道釋放囚犯回去，他們一定會回來以希望被赦免，所以才釋放他們！如果釋放了回來的就按國法殺掉，然后再釋放一批，囚犯又回來了才證明是教化的作用，但他們一定不會回來了！這種事之前發生過多次了，清人趙翼的《孩余叢考》指出：縱死囚歸家始于后漢的馬援，自后漢、兩晉、南北朝至于隋、唐、宋、元、明，其中皇帝和官吏縱囚的，共有二十馀次。比如南朝宋東陽太守王志縱囚、北齊兗州刺史張華原縱囚、北周上州刺史蕭撝縱囚、隋初齊州慘軍王枷縱囚、唐初萬泉縣丞唐臨縱囚，無非都是作秀而已。清代王夫之也認為李世民縱死囚是一場徹頭徹尾的政治騙局：「太宗陰授其來歸則赦之旨于有司，使密諭所縱之囚，交相隱以相飾，傳之天下與來世，或驚為盛治，或詫為非常」。王夫之以為當時，「法令密而蘆井定，民什伍以相保，宗族親戚比閭而處，北不可以走胡，南不可以走粵，囚之縱者雖欲埔逸，抑誰為之淵藪者？」戶籍和連坐制度尤為完備，邊關的管理也相當到位，要想逃出去，幾無可能。死囚們既無處可逃，又無處可藏，還得冒宗族親戚遭受株連的風險，他們怎麼可能不乖乖回來？連朱熹也說：「太宗之心，則吾恐其無一念之不出于人欲也。直以其能假仁借義，以行其私，而當時與之爭者，才、能、知、術既出其下，又不知有仁義之可借，是彼善于此而得以成功耳。」于是，白居易的歌功頌德就要被人詬病了。然而，人們往往不能理解，文學性的宣傳與歷史事實之間的微妙關系，文學性的宣傳為的是當下的一時性，其很多細節往往經受不起歷史真實性的考證。白居易說的是「爾來一百九十載，天下至今歌舞之。」拿一百九十年前的事來說的，是他對于所生活的元和年間現實的不滿。開國皇帝高祖、太宗的事，常常被大臣們說成「祖宗之法」，用以堵繼承者的口是有很多好處的。「祖宗之法」是不能批評的，一批評就危及繼承者自己的地位，所以歌功頌德總是必須和不會錯的，經過了一百九十年的歌功頌德，它們的真實性和正義性也已經不容置疑，虛假的也成了真實的了。所以白居易說：「太宗意在陳王業，王業艱難示子孫」，子孫就是心知肚明李世民的把戲，也只好像開飯店的那樣，在眾目睽睽之下，把落在食客飯菜裡的死蒼蠅吞下肚里去，更何況當時的唐憲宗未必能看透李世民玩的把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