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歌理論

　　白居易的思想，綜合儒、釋、道三家。立身行事，以儒家“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為指導思想。其“兼濟”之志，以儒家仁政為主，也包括黃老之說、管蕭之術(shù)和申韓之法;其“獨善”之心，則吸取了老莊的知足、齊物、逍遙觀念和佛家的“解脫”思想。二者大致以白氏被貶江州司馬為界。白居易不僅留下近3000首詩，還提出一整套詩歌理論。他把詩比作果樹，提出“根情、苗言、華聲、實義”(《與元九書》)的觀點，他認為“情”是詩歌的根本條件，“感人心者莫先乎情”(同上)，而情感的產(chǎn)生又是有感于事而系于時政。因此，詩歌創(chuàng)作不能離開現(xiàn)實，必須取材于現(xiàn)實生活中的各種事件，反映一個時代的社會政治狀況。他繼承了《詩經(jīng)》以來的比興美刺傳統(tǒng)，重視詩歌的現(xiàn)實內(nèi)容和社會作用。強調(diào)詩歌揭露、批評政治弊端的功能。他在詩歌表現(xiàn)方法上提出一系列原則：

　　“辭質(zhì)而徑”，辭句質(zhì)樸，表達直率;

　　“言直而切”，直書其事，切近事理;

　　“事核而實”，內(nèi)容真實，有案可稽;

　　“體順而肆”，文字流暢，易于吟唱。

　　──《新樂府序》

　　他的這種詩歌理論對于促使詩人正視現(xiàn)實，關(guān)心民生疾苦，是有進步意義的。對大歷(766～779)以來逐漸偏重形式的詩風，亦有針砭作用。但過分強調(diào)詩歌創(chuàng)作服從于現(xiàn)實政治的需要，則勢必束縛詩歌的藝術(shù)創(chuàng)造和風格的多樣化。

　　文學創(chuàng)作

　　白居易曾將自己的詩分成諷諭、閑適、感傷和雜律四大類。大體上，前三類為古體，后一類為近體。前三類大致以內(nèi)容區(qū)分，但有相交。四類詩中，白氏自己比較重視前兩類，認為諷諭詩反映了“兼濟之志”;閑適詩顯示出“獨善之義”;都是他人生目標的直接體現(xiàn)。感傷詩和雜律詩則“或誘于一時一物，發(fā)于一笑一吟，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尚”(《與元九書》)。諷諭詩是白詩中的精華。代表作有《新樂府》50首，《秦中吟》10首。它們廣泛反映了中唐社會生活各方面的重大問題，著重描寫了現(xiàn)實的黑暗和人民的痛苦。這些詩措辭激烈，毫無顧忌，突破了“溫柔敦厚”的詩教傳統(tǒng)，在古代批評時政的詩歌中十分突出。諷諭詩在形式上多直賦其事。敘事完整，情節(jié)生動，人物情節(jié)細致傳神。另一部分諷諭詩則采用寓言托物的手法，借自然物象寄托政治感慨。這兩類作品都是概括深廣，主題集中，形象鮮明，語言曉暢明白。部分《新樂府》還采用“三、三、七”言句式，有民間通俗文藝的痕跡。閑適詩多抒寫對歸隱田園的寧靜生活的向往和潔身自好的志趣。不少詩也宣揚了知足保和、樂天安命的思想。但也有些詩從側(cè)面表現(xiàn)對現(xiàn)實的不滿，說明他追求閑適只是無可奈何的解脫。感傷詩以敘事長詩《長恨歌》、《琵琶行》最為著名。《長恨歌》歌詠唐玄宗和楊貴妃的婚姻愛情故事，既有“漢皇重色思傾國”的寄諷，更有“此恨綿綿無絕期”的感傷和同情。《琵琶行》則有“天涯淪落人”的遭際之感，且語言成就突出。此二詩敘事曲折，寫情入微，善于鋪排烘托，聲韻流暢和諧，流傳甚廣。白氏還有不少贈酬親朋篇什，情真意切，摯樸動人。但這類詩中較多嘆老嗟病，傷往悼亡的傷感色彩及度脫塵囂的佛家思想。雜律詩在白詩中最多，以一些耐人尋味的抒情山水小詩較著名，白描手法，寥寥幾筆，生意盎然。另有一些鋪陳故實、排比聲律的長篇排律和杯光酒影、艷情風月的小詩，也頗為時人效仿。白詩在當時流傳廣泛，上自宮廷，下至民間，處處皆是，其聲名還遠播新疆和朝鮮、日本。白詩對后世文學影響巨大，晚唐皮日休、陸龜蒙、聶夷中、羅隱、杜荀鶴，宋代王禹偁、梅堯臣、蘇軾、張耒、陸游及清代吳偉業(yè)、黃遵憲等，都受到白詩的啟示。　　后代劇作家也多有據(jù)白詩故事進行再創(chuàng)作，如白樸、洪據(jù)《長恨歌》分別作《梧桐雨》、《長生殿》;馬致遠、蔣士銓據(jù)《琵琶行》分別作《青衫淚》、《四弦秋》。白詩詞句，也多為宋、元、明話本所采用。白居易不屬韓柳文學團體，但也是新體古文的倡導者和創(chuàng)作者。其《策林》75篇，識見卓著，議論風發(fā)，詞暢意深，是追蹤賈誼《治安策》的政論文;《與元九書》洋洋灑灑，夾敘夾議，是唐代文學批評的重要文獻。《草堂記》、《冷泉亭記》、《三游洞序》、《荔枝圖序》等文，均文筆簡潔，旨趣雋永。為唐代散文中的優(yōu)秀之作。白居易還是詞創(chuàng)作的有力推動者，《憶江南》、《浪淘沙》、《花非花》、《長相思》諸小令，為文人詞發(fā)展開拓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