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有一句寓言：只發生一次的事情等于沒有發生。成吉思汗只殺到多瑙河一次，拿破侖只席卷歐洲一回……就歷史而言，無論那個年代如何的隆起，如何輝煌，最終都會在歷史的浩煙之中歸為最原本的空虛。千年的中國產生過無數個隆起的年代，然而這些個體的激流在融入到歷史的長河中的時候都化成了平靜。這些只發生一次的事情，我們都可以當它沒有發生！那么，最后，我們千年的中國留給我們了什么呢？是孔子周游列國的艱辛？岳飛精忠報國的豪邁？還是梁山伯與祝英臺撕心裂肺的自由戀愛？不！決不僅僅如此！這些只發生了一次以至于可以當作沒有發生的事件，最終留給我們的是一份關于執著、忠誠、真愛的精神。千年的中國，無數的事件，最終留給今天的是豐富、深沉而厚重的中華民族的精神。而我們今天所講的“和諧社會”中的“和諧”正是來源于這份中華民族用千年時間培育的精神。所以，我們不要責怪氣焰囂張的美國無法認識到和諧的精髓，試問，才幾百年歷史的國家怎能有如此從長遠的目光呢？

　　北大也是如此！1919年的北大用青春來譜寫歷史，2006年的北大依然用青春來書寫未來。試問一種青春何以能存在一百多年并且持續的存在下去呢？那也源自于北大那份厚重的精神。

　　北大的青春來源于北大精神和時代高度的同步，來源于和新事物新精神高度的融合。而這份同步，這份融合則來源于北大的精神從一開始就給自己設下了一個永恒的挑戰！那就是北大是常為新的！林毅夫教授曾經說過：遵循過去的理論都可能是在刻舟求劍。所以，北大精神必須提倡“為新”。而“為新”就意味著屏棄和顛覆那些已舊的成分。這種屏棄是某個精神角落的崩塌，這種顛覆意味著來自靈魂深處的陣痛。

　　然而，北大，何以“為新”的如此從容？這份從容來自于北大精神能勇敢的面對精神崩塌所帶來的血腥，能忍耐顛覆帶來的陣痛。那么這份勇敢和忍耐的背后又是什么呢？勇敢背后是批判精神，忍耐背后是寬容精神。批判精神要求北大人要有高度的審問精神，能對任何的理論和權威提出挑戰。而寬容則是讓我們在批判之后尊重他的存在。批判讓我們擁有一種“破”的勇氣，而寬容則是讓我們在“破”之后擁有一份“立”胸懷和格局。所以視寬容為第一位的批判者方才是真正的批判者。子曾經曰過的：君子和而不同，這才是真正的和而不同！

　　而批判與寬容的結合才使得北大在面對“常為新”這個巨大的挑戰時能夠從容的為新，能夠不斷的與時代同步，從而不斷的保持青春。

　　而作為北大人的我們，我們也必須是常為新的。我們應該在博學的同時懷有一份審問的批判精神，敢于向現有的理論和權威提出我們自己的見解，而不是一味崇拜和順從。

　　與此同時，我們應該尊重這些理論的存在，尊重我們身邊每一個人的選擇，無論他們的選擇是多么的利己或是排他。我們心懷一個北大教給我們的最高的道德標準，同時又懷揣一個最普通的道德標準，當遇到先生之風，高山流水時我們可以發自內心的崇敬；當遇到周邊的人最世俗最現實的行為時我們又可以微笑著面對。

　　當我們使得自己成為了一個把寬容放在第一位的批判者的時候，我們便可為新了，我們為新了，北大便為新了，北大為新了，北大便可永葆青春了，而一個青春的北大不正是一個和諧的北大嗎？和諧的北大不正是和諧的中國最貼近我們這些北大人的地方嗎？

　　所以，做好一個中國人，做好一個北大人，最終是要我們做好今天的自己，我們做好了今天的自己，北大便可青春，中國便可和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