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8年1月1號的人民日報上，有一篇社論叫《偉大的一年》。當這一年過去的時候，你回頭看這篇社論的題目，的確非常準確。然而定性為偉大的時候，那是因為一切我們在那一年，可以想得到的很多的事情：改革三十年北京奧運會、神州七號等等。當時想不到會有雨雪冰凍災情，尤其想不到會有汶川大地震，也想不到金融危機。然而正是這樣一系列的事件混雜在一起，印證了偉大的一年。這樣一個標題的正確。正是因為有一系列的事件，震撼了我們的心靈，這一年才可以寫進歷史。

　　從哪兒說起呢？講一個故事吧。一個13歲的四川女孩名字叫黃思雨，她是映秀小學的一個學生。大地震發生那一瞬間她被砸在了廢墟的下面。后來她被送到了華西醫院截肢了，再后來送到了北京要裝假肢。當我看到這個孩子的時候，她一直在笑。小姑娘漂亮得讓人心疼，陪著她的是她的媽媽，一直在北京進行治療。她們家只有四口人，但是一場大地震讓這個家庭在三個地方生活。幾個月他們都沒有見面。2008年的11月底，因為集善嘉年華這樣一個公益的活動，組織方把他們一家人給團聚了，一家四口人抱在一起哭。現場幾百人都在哭。同情、心疼、不忍……然而當我們流著淚水的時候，突然在我的心里，又生出了一種羨慕。為什么？因為這個家庭幾乎什么都沒有了。但是你知道：他們有愛有親情有思念。尤其重要的是有希望。一場特別大的災難，讓我們付出了非常大的代價。但是這樣非常大的代價，有的時候也是一種提醒：提醒我們在日常生活中總有那些被你司空見慣的、你都不覺得是什么的幸福，其實一直都守護在你的身邊。只是平常、甚至顯得平淡的日子里頭，你都不太在乎了它而已……在平常的日子里頭，在回家變得非常容易的時候，你不覺得它怎樣……

　　但是2008年的年初一場雨雪冰凍災情，突然阻隔了很多人回家的路。于是你發現那一瞬間，你什么都不想要，只想在冬夜敲開父母還在的房門，進去吃一頓非常溫暖的飯，什么都可以放棄。其實回家往往是一個最終的目的，不是嗎？就像今年神州七號升空的時候。我們所有人都非常欣喜。但是作為一個新聞工作者我知道，只有當回家的那一瞬間，我們才可以一起鼓掌。我們共同在那樣的一個傍晚，去見證了神州七號所有的成員安然回家。他跟我們沒有直接的血緣關系。但是當他著陸了當他回家了，我們就像一個家人一樣心里的石頭落地了。

　　奇怪，2008年幾乎所有的事情好像最后都容易讓我這個剛剛進入40歲的人去想到家。年底金融危機了，當金融危機到來的時候，有人說是次貸危機。我跟他們開玩笑說，其實不就是所有的老百姓想買房想有個自己的家。最后這種愿望太強烈了產生了次貸危機嗎？但它金融危機畢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提醒，在提醒著我們：很快這一年就要過去了。對于中國人來說，春節的那頓飯沒吃、鞭炮沒有響起、餃子沒吃，這一年就算沒過去。那總得記住一點什么是吧？我想起了幾年前看過的一本書。梁漱溟老爺子說過這樣的一段話：他說人這一生啊總要解決三個關系：首先順序是不能錯的，先要解決人和物之間的關系，然后要解決人和人之間大關系，最后一定要解決人和內心之間的關系。是啊我在想：我們年輕的時候、奔三十而立的時候，總要解決人和物之間的關系：爭取有房子、有錢、有名等等等等。后來你要解決人和人之間大關系：為人夫、為人父、為人子、為人上級、為人下級、為人朋友、為人對手等等等等。但是走著走著你又突然發現離起點越來越遠了。好像人生的終點，似乎看得見某些跡象，就像我覺得什么叫40歲——40歲就是敲開了一個年老的大門，而還守護著青春的尾巴一樣。這個時候你要問自己：我為什么活著？幸福是什么？你如果不能回答自己內心所提出這樣的一種問題的話，你會每天過得非常難。其實一個社會一個民族不同樣如此嗎？我們的精神家園在哪里？我們的核心價值觀是什么？就像在紀念改革三十年的時候，胡錦濤說的那句話一樣：物質貧乏不是社會主義、精神貧乏也不是。那么我們會不會問一下自己，我們有沒有出發了太久，已經忘了當初為什么要出發了。

　　改革剛開始的時候我10歲，今年40。我在想我10歲的時候想的幸福是什么？太簡單了，甚至簡單到我都有點忘了。但是當到了40歲的時候，我已經擁有了很多。在我10歲的時候想過和不敢想過的很多很多很多。但是我比10歲更幸福了嗎？我的眼睛還會像10歲那樣清亮嗎？我還會被一種夢想激動得徹夜難眠嗎？我的回答并不肯定。就像年少的時候跟同學喝多了酒，總會有一句話說：“總有一天我要找到幸福”。那么也許今天就是年少時候說的那個總有一天幸福還會離我們有多遠呢？我不知道答案，您知道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