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著作《國富論》讀后感

　　篇一：《國富論》讀后感

　　亞當·斯密是現代經濟學的奠基人，他關于市場機制的論述已成為經濟學的基石，在他去世的200多年間一直被視為“至圣先師”。但是，斯密在天堂過得并不開心，人們崇拜他，談論他，但是卻并不了解他的思想真諦，只是用他的某個思想來為自己服務。《國富論》總結了近代初期各國資本主義發展的經驗，批判吸收了當時的重要經濟理論，對整個國民經濟的運動過程做了系統的描述。亞當.斯密第一次對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問題做出了系統的研究，創立了一個完整的理論體系，把英國資產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學提高到一個新的水平。

　　《國富論》中要回答的最后問題是，感情與“公平的旁觀者”之間的內在斗爭，在社會的長期演進中究竟是怎樣在歷史本身的大舞臺上發生作用的。這個問題的答案在第五編，亞當.斯密列舉了社會發展的四個主要組織階段，除非由資源的匱乏、戰爭或政府的壞政策予以阻止，否則這些階段是會連續進行的。這四個階段是：獵人的最初“野蠻”階段，原始農業的第二階段，封建或莊園“耕作”的第三階段，商業上相互依存的第四階段。每一階段伴有與它的需要相適應的制度。例如，在獵人階段中“沒有任何財產。因此，也就沒有任何確立的行政長官或正規的司法行政”。隨著牛羊群的出現，產生了比較復雜的社會組織形式，不僅包括“可怕的”軍隊，而且有不可缺少的法律和秩序堡壘。斯密思想的核心是：這種制度是保護特權的工具，不能用自然法為之辯護。他說：“文官政府是為了財產的安全而設立的，實際上是為保護富人反對窮人而設立的，即為了保護有些財產的人反對根本沒有財產的人而設立的。”最后，斯密將演進描述為從封建主義走向一個需要有新制度的社會階段，這種新制度是由市場確定的而不是由同業公會確定的，是自由的而不是受政府限制的。這在后來稱為放任自由的資本主義，斯密稱之為完全自由的制度。這種物質生產基礎的連續改變，將帶來的上層建筑的必然改變。可見，在斯密的哲學史中，主要的推動機制是“人性”，由自我改善的欲望所驅使，由理智所指導。

　　斯密死后，人們把《國富論》奉為經濟學的圣經，把他關于利己的人受“看不見的手”引導增進了社會利益的思想，作為市場經濟千古不變的基本原則，卻把《道德情操論》幾乎忘得一干二凈。于是，市場經濟缺少了道德，引發了許多罪惡，在個別地方甚至成為災難。

　　《國富論》，顧名思義，就是要研究什么是財富和如何增加財富的，即如何“富國裕民”的。以后的經濟學家把斯密的思想簡單地概括為三點：第一，追求財富增加是每個人和社會的目標；第二，利己是個人從事經濟活動的動力，即人是經濟人；第三，市場上價格這只“看不見的手”把個人利己的行為引導向有利于整個社會，即經濟中的自由放任。這是現代人對斯密的理解，也是由古典經濟學發展而來的主流經濟學的基本原則。

　　歷史上曾出現過的各種市場經濟，其中一大部分是壞市場經濟。原始資本積累時期的市場經濟是掠奪式市場經濟——靠對海外殖民地和國內勞動人民剝削和掠奪的市場經濟；東南亞、拉美和東歐國家的市場經濟是一種權貴市場經濟——少數人靠權力侵吞國有資產而致富，多數人墮落為赤貧者的市場經濟；許多國家曾經或正在形成的貧富對立的市場經濟——只注意效率而忽視公平，兩極分化的市場經濟；一些發展中國家出現的污染性市場經濟——以環境嚴重破壞和生態失衡為代價來發展經濟的市場經濟。當然還有各種半計劃半市場的偽市場經濟。這些都不是斯密心中的好市場經濟。

　　現代經濟活動追求的應該是斯密理想中的既有公平又有效率、在道德基礎之上運用市場機制調節的好市場經濟。但這條路不是筆直的，在這個過程中出現偏差也不奇怪，關鍵是要及時糾正錯誤。例如，把GDP作為一切，用增長代替社會全面的發展。其結果是環境污染、資源短缺，社會矛盾加劇。這并不是說GDP不重要，只是說GDP不是惟一的。斯密在《國富論》中所強調的財富增加不等于幸福增長就是這個意思。

　　市場經濟承認人利己的合理性，也要利用它來發展經濟。這就體現在社會與企業激勵機制的建立上。但做到這一點并不難，難的是還要人們建立起能克服自私的“道德情操”。我們目睹了金錢欲爆發之后的種種罪惡，會感到斯密稱《道德情操論》比《國富論》更基本的含義。市場經濟應該是一個講道德的經濟。沒有誠信、同情心這些最基本的道德觀念，市場經濟就會引發災難。道德的建立要靠法律和制度，也要靠教育。

　　篇二：《國富論》讀后感

　　老子曾經說，“太上，下知有之。其次，親而譽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猶兮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老子理想中的政治是一種放任無為的政治，最好的政府(統治者)應是一個無為的政府，老百姓知道他的存在就可以了。好政府是很少發號施令的，但又能“功成事遂”。

　　今天說的并不是老子，而是有經濟學之父譽稱的亞當﹒斯密，他在經濟學界有近乎神的地位。按約翰﹒梅納德﹒凱恩斯的說法，至少300年內，人們都將在市場經濟中生活，不會有人像阿爾伯特﹒愛因斯坦推翻牛頓力學那樣推翻亞當﹒斯密的《國富論》；亞當﹒斯密不僅是一位經濟理論學家，他也為這種理論提供了有力的證據與準確的數字，確實做到了“有七分證據，不說八分話”的治學態度，而這種治學態度正是大多數中國經濟學家所缺少的態度。所以，熊彼得說亞當﹒斯密注重實際，將各種不同的'數字與因素一并考慮，對以后作為抽象的理論奠立了基礎。

　　《國富論》研究的對象是人與人交換時的經濟行為，認為經濟行為的出發點是利己心，每個人都追求自己的經濟利益，這是人性的自然現象。茅于軾先生曾舉《鏡花園》里君子國里的故事加以說明人的利己行為，小說第十一回里描寫了君子國里一名隸卒買物的情況：隸卒手中拿著貨物道：“老兄如此高貨，卻討恁般低價，教小弟買去，如何能安！務求將價加增，方好遵教。若再過謙，那是有意不肯賞光交易了。”賣貨人答道：“既承照顧，敢不仰體！但適才妄討大價，己覺厚顏，不意老兄反說貨高價賤，豈不更教小弟慚愧？況貨并非‘言無二價’，其中頗有虛頭。俗云‘漫天要價，就地還錢’。今老兄不但不減，反要增加，如此克己，只好請到別家交易，小弟實難遵命。”只聽隸卒又說道：“老兄以高貨討賤價，反說小弟克己，豈不失了‘忠恕之道’？凡事總要彼此無欺，方為公道。試問哪個腹中無盤算，小弟又安能受人之愚哩。”談了許久，賣貨人執意不增。隸卒賭氣，照數討價，拿了一半貨物。剛要舉步，賣貨人哪里肯依，只說“價多貨少”攔住不放。路旁路過兩老翁，作好作歹，從公評定，令隸卒照價拿了八折貨物，這才交易而去。

　　茅于軾先生講完這個故事給了我們兩點思考。第一，現實生活中所遇到的矛盾，都是各方偏袒自己利益引起的。因此，我們常常地錯誤認為，如果關心別人的利益勝過自己的利益，爭論就不會發生。而君子國里發生的事情，恰恰說明了把關心別人利益作為自己的行動準則，同樣會有爭論。我們同樣得不到一個和諧的社會。

　　生活中我們會發現，在現實的商業交換中，買方和賣方通過討價還價，最終會達成協議。而在君子國這個人人為他的社會里，討價還價根本不可能存在。小說不得不借助兩個過路老翁來調解矛盾。這里包含著一個極為重要的道理：以自利為目的談判雙方同意的均衡點，而以利他為目的的談判則不存在能使雙方同意的均衡點。所以利己是可以達到一個和諧的社會，而利他則是一個糾紛不斷的社會。從動態的變化來看，它最終必定轉變為“小人國”。因為君子國是最適合于專門利己﹑毫不顧人的“小人”們生長繁殖的環境。當君子們吵得不可開交時，“小人”跑來用使君子吃虧自己得利的辦法解決了矛盾。長此以往，君子國將消失，被“小人”國替代。從這一點看，人是利己的生物實在是人類社會的大幸。

　　第二，只要是交換都是為了改善自己的處境，使自己活得更舒服體面，如果沒有這點動機我們為何要交換？我們有過交換經驗的人都知道，交換的雙方都是為了自己的利益才產生了交換，而君子國有了市場，而通過市場的交換卻是“利他”行為，這種動機顯然是矛盾的。

　　借用茅于軾先生有趣的例子，我們明白了亞當﹒斯密的理論為何是建立在人性自利的基礎之上了，只有人人自利，交易雙方才能有均衡點，才能構建一個和諧的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