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走西口移民與晉陜蒙毗連帶文化圈的形成論文

　　中國近代歷史上的“走西口”，亦稱“走口外”，是指山西、陜西等地民眾前往長城以外的內蒙古草原墾荒、經商的移民活魂“走西口”中的“西口”，其具體位置歷來眾說紛紜。劉忠和教授在《西口辨》一文中將其歸納總結為:(1)特指說，即特指殺虎口(今山西省右玉縣)，或歸化城(今內蒙古呼和浩特);(2)泛指說，指張家口以西可以進入內蒙古地區的長城沿線各口;(3)變遷說:西口最早指殺虎口，后隨著社會發展和時代變遷，歸化城的經濟、政治地位凸顯，歸化城成為西口;(4)概指說，西口大致在黃河山西河曲、保德至寧夏段的各個渡口。綜合以上諸說，劉忠和教授提出了自己的觀點:“西口”是產生于清代中后期的俗稱名詞，其只有一個歷史地理對應地，既不是指長城上的哪個口子，也不存在變遷“西口”只是歸化城的俗稱。

　　該觀點由于有一定的史料支撐，一度在學界引起較大反響。然而到2009年《西口文化》第6期刊登式莫勒先生的《歸化城非“西口”考》一文，對“西口”即歸化城這一觀點予以反駁，并對“西口”泛指說、概指說以及演變說都予以否定。其有力證據為:1899年(清光緒二十五年)薩拉齊地方刊刻的《破迷醒世》一書的扉頁上赫然印著“西口薩拉齊忠信堂存板”。據此，式莫勒先生認為“西口”就是殺虎口。之所以出現“西口薩拉齊，“西口歸化城’“西口包頭”等稱謂，是當時的一種習慣用語，正如今天所說的“內蒙古呼和浩特，“內蒙古包頭”等，“內蒙古”只是限定語而不是等同訊“西口薩拉齊’“西口包頭”只是“西口地域”的薩拉齊、包頭，至于“西口地域”則等同于習慣上所說的“西口夕「，“大體相當于清代的歸綏道、民國的綏遠地區”。

　　對于“西口”所指學術界眾說紛紜，沒有定論。但無論“西口”在哪，“走西口”與闖關東、下南洋成為中國近代三大移民運動是不爭的事實。對于“走西口”的原因學者們討論較多，意見也較為一致，主要從自然原因、人地矛盾、農牧互補、邊境安定及商業貿易等幾個方面論證。走西口移民基本沿東、中、西三路行進到達蒙古草原，其中西路從陜北的府谷、神木、榆林、橫山、靖邊、定邊北上，進入內蒙古鄂爾多斯地區;中路從晉西北河曲、保德、偏關出長城，穿越準格爾旗、達拉特旗，過黃河到包頭;東路從雁北的朔縣、平魯、左云、右玉、山陰等北出長城，大多為商隊雇傭，當腳夫或拉駱駝。

　　“走西口”移民運動極大地加強了“口外”邊地與內地的聯系，加強了蒙、漢人民間的文化交流，在晉陜蒙毗連帶①，由于相近的地域、相似的社會環境和自然環境，使蒙漢各民族在長期的文化交融中，形成了具有共同方言、相同戲曲、相近生活習俗以及相似信仰習慣的文化圈。

一、共同的方言

　　方言(1A1H1PCt)是語言的變體，根據性質，方言可分為地域方言和社會方言。地域方言是語言因地域方面的差別而形成的變體，是語言發展不平衡J險在地域上的反映。社會方言是同一地域的社會成員因為所在職業、階層、年齡、性別、文化教養等方面的社會差異而形成的不同的社會變體。本文所探討之方言為晉陜蒙毗連帶的地域方言。

　　內蒙古地區漢族以東部、西部為亞文化分類，東部(赤峰市、通遼市、呼倫貝爾市、興安盟和錫林郭勒盟東部)漢族以闖關東后裔為主，語言文化習俗接近東北三省，使用東北官話居多;中西部(錫林郭勒盟西部至巴彥淖爾市)漢族以走西口后裔居多，使用晉語(當地稱此地話)較多。晉語由山西人走西口傳入，在內蒙古中西部影響較大。晉陜蒙毗連帶的方言即以操晉語和陜北方言為主。從總體上看，內蒙古西部方言又可分西路和東路兩種。西路方言以包頭以西，包括鄂爾多斯市、巴彥淖爾市、烏海市、阿拉善盟等地為主，受陜北方言影響較深;東路方言以呼和浩特市為界，包括烏蘭察布市等地區，受晉北方言影響較深。

　　據《綏遠通志稿》記載，綏遠地區的漢族人最初大都來自山西，而其中“尤以晉北各州縣為繁，J準綏西五原、臨河、安北各縣局，則頗多陜西、河北兩省籍者，其他各縣，幾全為晉民 }}“至各族人民錯處一方，接舍連田，習居己久，其于禮俗、生活、語言等，故不無互有交融之處”。綏遠省各縣的漢兒“其始均屬寄民，追后漸變而為土著，所操語言，雖歷年久遠，其音調仍多含有原籍地方之成分。口外舊為五廳，即歸、薩、托、和、清是也。今稽其城鄉大戶，歷世較久者，則多為晉北各地人最初占籍之戶。故其語言雖略有不同，而大體不出晉北各州縣之范圍。民放(漢放)

　　20世紀，張清常先生對內蒙古地區方言分布作了權威性的研究，得出了頗具價值的結論。他說“自治區中部、西部四五十個市、旗、縣、鎮的漢語方言，則屬西北方言，接近山西話及陜西話··…”;‘所在地區大致西起巴彥淖爾盟、東迄烏蘭察布盟。以巴彥浩特、包頭、薩拉齊、呼和浩特、豐鎮、集寧等為代表”，構詞法的特征“大致與陜西晉北方言相近”。其中包括:詞素顛倒，如緊要、膀肩、月甫胸、才剛;名詞的詞素重疊，如山坡坡、門洞洞、樹葉葉、水壺壺等;特殊地加“子”，如馬子、驢子、騾子、盤子、蠅子、肺子、嘴唇子;屹字詞的繁多，如袖屹桶、屹達、屹蛋、屹頭、屹嘴、屹頂、屹樁、屹臺、屹塌，屹洞、屹渠、屹壕等。[5]與內蒙古中西部地區相似，在陜北方言中，屹字詞的頻繁使用也是其一大特點。如陜北方言臺階叫“屹臺”，不直叫“屹柳”，此外還有屹獄、屹枝、屹生、屹赤、屹梁、屹洞、屹楞、屹缽等。陜北方言也經常用名詞詞素重迭的詞，如綠茵茵、干巴巴、齊爭爭、慢騰騰等。這些方言的構詞法和內蒙古中西部方言極其相似，可見二者有極大的淵源關系。內蒙古西部方言屬于我國西北方言，其地域范圍和學者們探討的西口文化區域基本一致。正是走西口移民將晉北、陜北方言帶到內蒙古中西部地區，使得該地區與晉北、陜北共同構成我國西北方言區。

二、相同的戲曲

　　晉陜蒙毗連帶除了有極其相似的方言外，還流行有共同的地方小戲和曲藝。其中二人臺是廣受內蒙古和晉北、陜北人民熱愛的藝術形式。民間有句諺語:“走不完的西口，打不完的櫻桃”。表明二人臺藝術是內地人民走西口過程中產生的一種藝術形式，主要描寫走西口移民的生活疾苦和思鄉情思，深為蒙、漢人民所喜愛。除二人臺外，流行于晉陜蒙毗連帶的民歌更說明該地域文化的相似性。流行于晉陜蒙毗連帶的民歌具有極強的一體性。其一體性首先表現為該地域民歌的稱謂有互稱現象，即流行于晉西北的“山曲”、陜北的信天游、內蒙古的爬山調從民間的稱謂上有時互稱，沒有明確的界限。如晉北有人把山曲叫“爬山調”;信天游在神木、府谷一代叫“山曲”;內蒙古的爬山調也被叫作“山曲”“曲曲兒”“曲兒”。 除了稱謂上的相似性，該地區民歌無論從形式結構、表現手法、語言特色還是歌詞內容都有相似J險，表明屬于同一類型的民歌體。

　　形式結構上，一般都采用兩句一組，構成兩行一段體;若干段連綴起來，形成篇幅較長、情節完整的歌曲。晉陜蒙毗連帶流行的有名曲目如《走西口》《蘭花花》《三十里鋪》《繡荷包》等都屬此種類型。表現手法上，習慣運用夸張、反復、排比、重疊、對稱等。在語言共性上，則經常運用毗連帶地域共同方言，如紅火(熱鬧)、陽婆(太陽)、搭伙計(找情人)、刮野鬼(在外流浪)、音兄(角落)、眺(看望)、孤哨(孤單)等。從歌詞內容看，該地區特有的蕎面、筱麥、胡麻、山藥蛋、沙蓬、紅柳、二餅子牛車等是經常出現的詞匯。正是由于晉陜蒙毗連帶民歌的極大相似險，有學者將爬山調、山曲、信天游稱為藝術上的孿生三姐妹“山曲、信天游、爬山歌好像黃土高原一個母親所生的三姐妹，只是出嫁的地方不同，實際上有著密切的血緣關系。三者組成的獨具特色的民歌圈有其共同的題材來源和表現風格。走西口移民運動正是帶動該地區民歌交會共生的最主要原因。有人說:“當年的西口路，是一條唱不完苦情歌、演不完苦情戲的路。這從陜北的信天游、內蒙古的爬山歌、晉西北民間的河曲小調中都可以看出，走西口曾是他們共同的主題歌。”

　　除以上戲曲、民歌外，流行于晉陜蒙毗連帶的戲曲形式還有晉劇。晉劇，顧名思義，是流行于山西省的地方戲，但內蒙古中西部也是晉劇廣受歡迎的地《綏遠通志稿》中記載，綏遠地區“又有坐腔、小唱兩種:坐腔即清唱也，善此者多為(山西)梆子;小唱則歌小曲，本地稱為蒙古曲兒，實則歌詞內容并無蒙古情事……有酬神演劇之習，或為大戲或為秧歌。’民放(漢放)》)可見，山西梆子和大秧歌一直是三省交界處的`共同娛樂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