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討知識的可能與不可能論文

內容提要：人類的存在須臾離不開 科學 意義上的知識的作用，這種作用可能是福祉，也可能是暴力或控制，這種窘境緣于人類對知識論 問題 悖論本性的忽視，以及對知識作用的單純張揚和科學主義作為意識形態的無限膨脹。知識論的問題就是對知識的可能與不可能的合理性的追問。 歷史 上這種追問所昭示的是知識論問題的悖論本性，即：依據知識的同一性原則，我們只能知道所知道的，不能知道所不知道的，既然如此，知道本身也就失去意義了；并且，我們何以知道什么是能知道的，什么是不能知道的？如此，知識論就陷入了不能自我解釋的悖論循環。面對知識論問題的悖論本性，現實性、歷史性、超越性的原則與視角，或許能為探究知識論的迷宮提供一種選擇。

關鍵詞：知識論悖論可能與不可能

一．知識論的語境和問題

　　在當代 社會 生活中，和“科學”這個術語一樣，“知識”一詞已滲透到人類生活的每一個角落。在我們的歷史記憶和已經習慣了的語境中，“知識”可以作為美德（柏拉圖），可以作為力量（培根），可以作為權利（福科），還可以作為統治（控制）（后 現代 ）。在我們已有的歷史所賦予的知識系統中，“知識”一詞總是與文明、進步等正價值意義聯系在一起。在知識的增長與進步中，我們享受著由于“知識”而對 自然 、社會、乃至人的生存的把握所滋生的自由的愉悅。但是，今天的我們當在為“知識”給人類帶來的物質文明而驚嘆的時候，又不得不為“知識”帶給人類的不可持續的生存狀態而煩惱。我們雖然自稱已進入了“知識”的 時代 ，但卻又留戀著老莊 哲學 絕圣棄智而“無為”的睿智。在“知識”中，我們生活著、存在著，我們知道我們的存在離不開“知識”，但面對“知識”對我們的精神及存在狀態的控制卻又顯得無奈。這就是當代的我們在“知識”語境中的尷尬遭遇（這里已經有了知識論悖論的影子）。對此，我們不得不對“知識”的傳統和經典意義產生懷疑，“知識”以一種從未有過的被質詢的姿態進入了我們的問題域；“知識”從以往既有的不證自明的預設神案上被請進了世俗法的庭審法堂，“知識”本身成了被“知識”詢問的對象（這是知識論悖論的一種表現）。因此，如何從我們的現實存在出發去看待“知識”的可能根據，如何評價“知識”在歷史中的是非功過，以及探究“知識”對我們存在的意義，已成為今天的我們不得不面對的話題。這也是我們應當關注知識論問題所以然的歷史境遇。

　　如果從文化民族主義或文化守成的立場上來看待知識和知識論問題，可以看到，作為科學和對象性思維意義上的“知識”一詞并不是我們的本土原創，而是在近代歷史中，隨著西方的堅船利炮、德先生、賽先生進入我們的話語體系的。雖然在我們原有的話語體系中，有“知”也有“識”，所謂“知”是“知道”的知，如“乾知大始”《易傳·系辭上》，“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禮記·學記》；所謂“知”也是“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論語·為政》）的知；“識”是“多識鳥獸花木之名”、“轉識成智”的“識”，雖然對知、識有“德性所知”和“見聞之知”之別，但在根本意義上，“知”與“識”仍是指人在心性與道德修養的基礎上，對天人合一之道的體悟和把握，是內斂的直覺把握，不是外求的邏輯歸納演繹。所以，這種意義的“知”與“識”就不是現代科學意義上的具有明確形式規定的知識。在這個話語體系中，還有與知識相近意義的“絕圣棄智”的“智”，但這個“智”往往與“慧”相連，這往往標示著一種生命意識。所以“智”與“知識”在意義上也還是有距離的。可見，在我們的文化傳統中，知、識、智、慧都不是在對象性思維中對對象的把握，而是反身觀照的以內化為特征的心性修養和生命意識。因此在本土話語中，一直就沒有形成對對象進行把握的、具有形式規定的科學意義上的知識論傳統。所以，我們談論的知識與知識論問題，就很難在本土文化的歷史背景中尋找到依據和答案，而只能是在西方的話語圈中說話。這是我們討論知識論問題的基本的文化背景和言說語境。

　　如果說“知識”現已成為我們那個“被拋入”的存在背景或生存境遇，是我們不得不或必須面對的話題，并且，如果我們只能將“知識”一詞限定在對象性思維的意義上來考察的話，或者說將我們所使用的知識一詞還原到它所源出的西方話語圈內說話，那么，我們就可透過人們對知識的宗教式的依戀，以知識固有的“是什么”的敘述方式對知識的存在進行發問和解析。這種發問和解析既源于人類本有的知識欲望和本性，同時也源于對我們自身存在狀態的關注和自覺，所以，這種發問是我們從既有的知識條件出發對知識本身的發問，實際上這也就是知識對知識本身的發問。從此視閾出發來看待知識論問題，就是對知識的存在狀態和存在的可能發問。應該說，我們所說的“知識”一詞在我們已設定的.語境中有兩方面的意義，一個是“知道”，另一個是“告訴”。“知道”是真理問題，“告訴”是理解問題。這樣，我們對知識的發問也就是要找到對“何以知道”與“如何理解”問題的解答方式。我們應該，并且只能從這個基本前提出發，來梳理關于知識、知識論的可能和不可能的問題，以及在知識論中對我們的存在背景與生存境遇有意義的問題。

　　⒈在漢語文化中，“知道”中的“知”在先秦的諸多 文獻 中就已出現（如前文所述）。孔子在《論語·為政》篇中說：“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顯然，這里的“知”就是確定“是”與“否”，即：知其所“應知”和“能知”的，而“不應知”和“不能知”的則不去“知”。這里的“應當”和“能夠”是指社會綱常、倫理秩序和道德、心性修養，而不是外在的自然對象。所以，漢語文化中的這個“知”就顯現為內斂的特征。“道”從文化考古學的角度看，有秩序、規則之意。所謂“天道皇皇，日月以為常。”（范蠡《國語》）在古代是“以天道占人事”，“道”即為社會倫常。因此，所謂“知道”在漢語文化圈內的意義就是對社會倫常與心性修養之道，確定出“是”與“否”。所以“知”的漢語文本意義就是對社會倫常和心性修養之道的“確定”與“區別”。如果我們依據西方文化的思維習慣，僅從“知”作為“確定”與“區別”的形式規定來考慮，并且賦予其以同一性為基礎的邏輯規定，則以“知”為母詞的“知識”或“知道”，就只能是以“是”為基元對已區別出的對象的“是什么”進行確定。因此，在西語文化中，“是”本身是知識或知道的本體，而“是什么”則是知識或知道的言說方式。這是知識和知識論的語文文本和邏輯意義，也是我們考問知識論問題的只能如此的言說起點。

　　2．由“是”本身和“是什么”所可能規范的知識或知道，在邏輯的意義上只能是一個在確定“是”與“否”的區別中指向某物的“真”的問題。反過來說，所謂“真”就是對所指向的某物的存在和存在狀態說出“是”或者“非是”。所以，什么是“真”，如何確定“真”就成為知識論的基本問題。在哲學的 發展 過程中，人們通過各種途徑和方式去尋找這個“真”，在這種“尋找”中隱含的一種思維預設是：這個“真”應該是個什么，或者是一個我們總可以找到并且能夠把握得住的東西。所以，在哲學家的 理論 設計里，就有了理念、實體、形式、理性、上帝（理性意義的上帝）等能夠為“真”所依附的范疇。當哲學家們意識到這種對“真”的追尋所依附的是在所擁有的語言中進行的思維設計時，就開始了對“真”本身存在的合理性，以及由對“真”的存在設計而形成的追尋方式的質疑，這體現在對“真”的存在形式的“知識”或“知道何以可能”進行發問。這是一種指向那個不自覺的思維預設的根本的問。這樣，在哲學的發展過程中，知識論的問題就從什么是“真”的知識，轉換到作為“真”的知識何以可能的問題上來。這種“是什么”和“何以可能”的句式所表達出的對“真”的問題的發問，實際上就是要為以“真”為內在規定的知識的存在找到合理性的根據。當然，“是什么”和“何以可能”這兩種發問方式，表明了兩種不同的合理性設計。為了找到這個根據，無論是兩個世界的劃分（為“是什么”的問答邏輯尋找合理性），抑或先天的可能（為“知識何以可能”尋找理由）的尋找路徑，都是要設計出一個確定合理性的標準，知識所具有的解釋力無不來源于這個標準的設定。但對合理性標準的設計和設定已經不是知識論本身的問題了，而是本體論的問題了。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說，知識論的問題也就是本體論的問題。

　　3．如果我們從日常生活實踐出發來看待知識，則所謂知識就是對“什么”的知道，而知道是為了說出，說出是為了告訴，告訴是為了理解。由此看來，知識論就不能不關注在“知道”基礎上的說出、告訴、理解等問題。這樣，解釋、理解、語言、存在、歷史等都必然、歷史地進入知識論的視野，并且成為知識論的當然話題。古希臘智者學派的高爾基亞曾不可思議地從否定的方面揭示了知識論的這些問題。他提出了三個論題：第一，無物存在；第二，如果有物存在，那它們也無法為人所把握；第三，即使它可以為人所把握，也不可能把它說出來告訴別人。高爾基亞思想的深刻只有站在今天的語境中才能有所體會。因為在當代西方哲學中，解釋和語言問題已成為知識論的重要內容。但是，哲學家們的發問方式還是沒有離開我們所擁有的語言的限制，所以，知識論的問題就變成了“解釋是否可能？”“如何進行解釋？”

　　如此說來，知識論的問題無疑是西方話語體系中的問題，并且只有在哲學的意義上才會有知識論的問題。知識論就是要或只能在“是”的西語語式中，去訴說知識的“是什么”和“如何可能”，及對知識的“解釋是否可能”，“如何解釋”。可見，雖然以知識論為前提的科學在今天以無可置疑的成就支撐著知識的大廈，但知識論在原初所設定的這些知識論的問題并沒有失去意義，可以說，今天的知識論問題仍然沒有超越古希臘人的精神視閾。知識論的問題仍然是“知道”和“理解”的問題。從當下的境遇來看高爾基亞，我們不能不贊嘆這位希臘人的通靈的智慧。知識論問題語境的這種恒定性，古希臘人在知識論問題上的這種通靈智慧，都源于知識論問題本身所具有的悖論性質，以及在歷史中難以抗拒和逾越的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