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漢時期的天下之中論文
戰國時期曾經有“陶為天下之中”的說法，據說著名巨商范蠡就是利用這一交通優勢，在今山東定陶地方致富的。然而，秦漢以來更為明確的“天下之中”，則是指河洛地區。河洛地區以經濟、文化方面的優勝地位，后來又成為行政的中心。
戰國時期，河洛地區“為天下之大湊”（《逸周書·作雒》）、“街居在齊秦楚趙之中”（《史記·貨殖列傳》）的特殊的地理形勢，使得列國兵戰往往在這里展開。秦人東進，首先傾力于河洛戰事。《史記·秦本紀》記載，公元前309年，秦武王曾經對秦名將甘茂說：“寡人欲容車通三川，窺周室，死不恨矣！”后來不久就派甘茂拔宜陽。公元前293年，秦昭襄王命白起為將，在伊闕會戰中大破韓魏聯軍。三年之后，“東周君來朝。”同年，秦昭襄王親臨宜陽。公元前256年，秦軍攻西周。次年，“周民東亡，其器九鼎入秦，周初亡。”秦人占有西周屬地對于攻略東方的意義，可以由第二年“天下來賓”得到體現。秦莊襄王即位初，就命令相國呂不韋誅東周君，“盡入其國”，并“初置三川郡”，實現了對河洛地區的全面控制。
秦王政十三年（公元前234年），嬴政在統一戰爭中親臨河洛地區，表明未來的大一統帝國的最高統治者對于這一地區特殊的文化地位的重視。秦始皇平生8次出巡，大約其中6次都行歷河洛地區。《史記·留侯世家》記述劉邦與張良在洛陽南宮討論行封功臣事，說到“上在雒陽南宮，從復道望見諸將往往相與坐沙中語”。洛陽南宮有“復道”建筑，顯然不可能是倉促營造，應是秦時故宮。由“南宮”之定名，可推知洛陽秦宮還不止一處。看來，秦王朝曾經把洛陽看作統治東方的政治重心所在。秦始皇特別信用的重臣李斯，其長男李由被任命為三川郡（郡治在今洛陽）行政長官，而為趙高所忌妒，也有助于說明這一歷史事實。
劉邦后來出關擊項羽，在洛陽為義帝發喪，又發使者約諸侯共擊楚等史實，也可以體現洛陽的戰略地位。劉邦初定天下，婁敬建議定都關中。他強調關中地理形勢的優越，但也肯定了河洛地區的地位。《史記·三王世家》和《滑稽列傳》褚先生補述，說到漢武帝所幸王夫人為其子劉閎請封洛陽，漢武帝則以洛陽“天下沖阸”、“天下咽喉”的重要地位予以拒絕。可見，漢代統治者對河洛地區“在于土中”（《史記·貨殖列傳》）的政治地理及文化地理的形勢也非常重視。
《史記·貨殖列傳》說：“洛陽東賈齊、魯，南賈梁、楚。”儼然是聯系地域相當寬遠的經濟中心。當地取得特殊成功的富商如白圭、師史等，其行為風格其實也表現出河洛地區的區域文化特征。師史“轉轂以百數，賈郡國，無所不至”，“能致七千萬”。漢武帝時代的理財名臣桑弘羊也是洛陽商人之子。《漢書·地理志下》在分析河洛地區的區域文化特征時指出，“周地”風習，有“巧偽趨利，貴財賤義，高富下貧，憙為商賈，不好仕宦”的特點。班固說，這是“周人之失”。然而，如果承認商業對于增益經濟活力的積極作用，則“周人”對于經濟流通的貢獻，其實是值得肯定的。《漢書·食貨志下》又記載，王莽“于長安及五都立五均官”。“五都”，即洛陽、邯鄲、臨菑、宛、成都，而“洛陽居中”，也說明隨著關東地區經濟文化的發展，洛陽的地位愈益重要。
到了東漢時期，洛陽及其附近地區在全國經濟格局中居于領導地位，商業活動尤其繁榮，以致“牛馬車輿，填塞道路，游手為巧，充盈都邑，務本者少，游食者眾”（《后漢書·王符傳》），“船車賈販，周于四方，廢居積貯，滿于都城”《后漢書·仲長統傳》），洛陽成為全國“利之所聚”的最重要的商業大都市。當時，據說“其民異方雜居”，“商賈胡貊，天下四會”（《三國志·魏書·傅嘏傳》注引《傅子》），事實上洛陽已經成為東方世界的經濟中心。
《荀子·大略》說：“欲近四方，莫如中央；故王者必居天下之中，禮也。”這表明，在所謂天下之中的“中央”之地施行統治被傳統社會的統治者看作是天經地義的制度。西漢定都長安，有依托關中“沃野千里”、“天府之國”的經濟條件的動機，也有“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的戰略地理方面的考慮《史記·留侯世家》。至于漢武帝時代，政治形勢發生了顯著的變化，“大一統”的政體已經鞏固，于是有封周子南君以期繼承周祀的舉措。漢武帝封周后詔中，有“瞻望河洛，巡省豫州，觀于周室，邈而無祀”的感嘆（《漢書·武帝紀》），透露出對以往居于“天下之中”的'“周室”的深心敬仰。由于當時東方的經濟也得到突出發展，于是，接受“王者必居天下之中”思想的人們在進行新的政治設計時，視線頻頻集中到河洛地區。王莽奪權之后，在進行“分州定域”的新的政治地理規劃時，提出了“以洛陽為新室東都，常安為新室西都”的設想，隨后確定了將遷都于洛陽，“即土之中雒陽之都”（《漢書·王莽傳中》）的時間表。不過，由于新莽政權的迅速崩潰，這一計劃沒有能夠實現。東漢建國，定都洛陽。全國的政治重心正式東移。
東漢時，國立學校太學的發展進入空前的繁榮期。漢光武帝劉秀愛好經術，于是“四方學士”“云會京師”。漢明帝曾親自到太學講經，“觀聽者蓋億萬計”（《后漢書·儒林列傳上》）。朝廷要求貴族子弟入學受業，甚至匈奴王子也遠道前來就讀。一時“諸生橫巷，為海內所集”（《后漢書·翟鬴傳》）。據說漢順帝時，進一步擴建太學校舍，于是游學增盛，至三萬余生。推算洛陽當時人口大約19.3萬多人，而太學至三萬余生，數量是十分驚人的。
出身洛陽的名士，西漢時期有杰出的青年政論家、文學家賈誼。漢武帝時代，有一位著作等身的“小說家”虞初在文學史上也享有盛名。據《漢書·藝文志》記載，“小說家十五家，千三百八十篇”，其中“《虞初周說》九百四十三篇”，屬于虞初名下的作品竟然超過小說類論著總數的68.33％。顧實《漢書藝文志講疏》于是說：“本志篇帙，莫此為眾。”后來的小說家尊奉虞初為始祖。借名“虞初”的晚世小說如所謂《虞初志》、《虞初新志》、《續虞初志》、《虞初續志》、《廣虞初新志》等，也都可以看作對漢代河洛文化代表人物之一虞初的一種紀念。《后漢書·王充傳》說，王充“到京師，受業太學”，“家貧無書，常游洛陽書肆，閱所賣書，一見輒能誦憶，遂博通眾流百家之言。”“洛陽書肆”中所賣書籍有“眾流百家之言”，人們可以方便地閱讀，可見洛陽當時有相當優越的文化環境。除了數量眾多的太學生而外，洛陽市民似乎普遍地有慕好文化的風氣。《后漢書·蔡邕傳》記載，蔡邕書丹于碑，正定《五經》文字，來觀看和摹寫的人，每天有一千多輛車，以致堵塞了道路。“其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余兩，填塞街陌”的情景，可以看作是“洛陽紙貴”之前另一能夠體現洛陽人文化素養與價值取向的著名史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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