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學與歷史學的橋梁的過程中論文

　　1986年，心理學家Theodore R. Sarbin在其主編的論文集《敘事心理學：人類行為的故事性》中第一次提出了“敘事心理學”的概念。書中集中探討的一個觀點就是：故事是修整經驗和指引判斷與行為的基礎[1]。而該書更是提出了用敘事范式代替傳統實證范式的主張，因此通常被認為是敘事心理學誕生的標志。

　　口述史學，簡單地說，就是搜集、傳播口頭史料，并以此進行歷史研究和歷史寫作的方法。史學家對口頭史料的運用由來已久，但它作為一種獨立的歷史方法學則誕生于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的美國[2]。那么，口述歷史和敘事心理學又有什么關系呢？

　　在回答上面問題前，我們不妨先來做個拆字游戲。“歷史”是什么呢？英文就是“history”，拆開來就是“hi，story”，即“你好，故事”。而對故事的問候和描述就是敘事(narrative)。這不是巧合，其實歷史知識恰恰具有敘事的結構，無論是人類歷史還是人的一生，其實都是建立在敘事文本的基礎之上的。不同學派的哲學家也都相信敘事是一種完全有效地再現歷史事件的模式，甚至是為歷史事件提供解釋的有效模式。正如Croce的一句名言：沒有敘事，就沒有歷史[3]。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講，口述歷史其實就是一種敘事的研究方法。

　　可見，“敘事”成為心理學和歷史學兩大領域共同采用的一種研究范式，它的推出不僅促進了敘事心理學和口述歷史在各自領域內的興起，更通過“敘事”自身的特點與功能，搭起了敘事心理學與口述歷史彼此連結的橋梁。但是在嚴謹的學術領域中，講“故事”無疑帶有平民特色和田野操作特點，那么，“敘事”到底是如何引領敘事心理學、口述歷史分別走進心理學和歷史學研究的大雅之堂，進而搭建起二者之間連結的橋梁呢？而連結后的敘事心理學和口述歷史之間只是泛泛之交，還是有著很深的血緣關系呢？本文接下來將試圖對敘事、敘事心理學和口述歷史三者之間的關系做一探討，并回答上述問題。

1 敘事的推出

　　1.1 實證主義作為傳統范式的霸權

　　19世紀中葉以后，自然科學在探索自然規律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進而推進了技術的進步和生產的發展，自然也給人類生活帶來了許多便利。于是，自然科學的進步使人們普遍產生了一種信念，認為隨著科學的進步，一切都應該被納入科學的范疇，一切問題也都會隨著科學的進步迎刃而解。這種認為只有經典自然科學的科學觀和方法論才是唯一正確的實證主義思潮，也深深地滲入了歷史學領域以及當時才誕生不久，正試圖通過效仿自然科學從而確立自己學科地位的心理學領域。

　　實證主義思潮的滲入使史學家堅信：只要以嚴謹的科學態度對待史料，研究史實，并以嚴格的科學邏輯進行考證，就可以獲得確鑿的歷史事實，從而客觀地再現往事。“歷史事實”這一概念就是由被譽為科學史學之父的，德國的史學家Leopold Von Ranke正式提出的。Ranke不僅把歷史事實等同于自然科學的事實，甚至認為歷史事實只存在于那些“曾經目擊其事的人”所記載的文獻史料中，沒有文獻便沒有歷史學。在Ranke學派的影響下，文獻考證成了19世紀西方職業史學家訓練的中心內容。而傳統的口述回憶，因其是一種有確定目的的有意回憶，不符合Ranke所謂的“純客觀”的原則，必然會隨著西方史學專業化的形成而遭到冷落[2]。

　　而心理學采納自然科學的發展模式，就意味著它接受了自然科學的科學觀和方法論。經典自然科學的基礎假設是決定論、還原論、機械唯物論和元素論。葉浩生則具體分析了這些基礎假設在心理學中的表現。

　　將“任何自然現象都處在因果關系中”為假設的決定論原則貫穿到心理學中，使得“尋找心理和行為的決定因素”成為了心理學家的主要任務。最典型的貫徹者就是行為主義學派，他們力圖從環境刺激中尋找特定行為的決定因素，以便為預測和控制行為服務；現代心理學又以各種形式承襲了還原論的原則，或者把復雜的心理過程還原為計算機的符號操作過程，又或者把復雜的社會行為還原到更為簡單的基因水平上；秉持機械唯物論觀點的心理學家更是把人當作“機器”或是“自動機”，想要輕而易舉地控制人的行為；而心理學家在接納了元素論基礎假設后，便力圖尋求心理或行為的元素，進而確定心理元素或行為元素的結構和組合規律[4]。在那個理性至上的時期，以在自然條件下關注人們內心真實體驗為研究理念的質化研究，自然被排斥在心理學“科學”的大門之外。

　　1.2 后現代思潮的挑戰

　　越來越多的歷史學和心理學領域的研究者開始質疑實證主義的霸權。實證主義所研究的物理世界是邏輯的、規律的，有因果關系可循的，可以采取統一的模式的。但是，歷史學和心理學各自的研究對象——歷史和人，是復雜的、多元化的。雖然有時像物理世界一樣有邏輯和規律可循，但更多時候往往是非邏輯的、非理性的，無規律可循的，因此無法像自然科學那樣采取一統的模式。于是，在20世紀中葉，針對長期以來居于霸主地位的科學主義，隱含著反理性主義、反權威主義和反教條主義趨向的后現代思潮開始興盛。而后現代思潮的核心就是：科學知識并不是絕對的，即使是在科學主義崇尚的觀察中，也存在觀察者與觀察對象的互動，觀察對象并不是絕對不變的存在；真理依賴具體的語境而存在，因此不能夠用任何非語境的方式予以證實[5]。

　　Stephen Pepper在其1942年出版的《世界的假設》一書中描述了四種世界的假設或純哲學立場：形式論(formism)、機械論(mechanism)、機體論(organicism)和語境論(contextualism)。前三種理論受到越來越多的質疑后，語境論逐漸嶄露頭角。因為語境論主張，任何一種現象的理解都離不開事件發生時的歷史背景，力求設身處地、歷史性地，理解語言、心理、行為等各種社會現象，反對任何所謂永恒的、放之四海而皆準的評價標準。敘事心理學之父Sarbin認為，語境論的世界觀更加適合人類世界的復雜性，應該“能夠為人類科學提供更加合適的指引”[1]。小到個人，大到整個歷史，其實都“不是由邏輯或理性所確定的，而是由語言的迂回曲折所確定的。雖然我們可能相信自己是語言的駕馭者，但更合適的說法是，語言駕馭著我們”。所以，語言不僅僅是用以描述事物的抽象工具，它更多地用于建構自我和世界，并因此使事件發生[6]。

　　隨著Ranke文獻史料學的衰落和文獻資料的日益減少，口述史學作為一種獨立的歷史方法學，重新登上了歷史學的大雅之堂。尤其在后現代思潮的影響下，以John Tosh和Charles Joyner為代表的一大批西方當代口述史家們也越來越認識到：以往史學家到檔案庫中窮本溯源，研究原始文獻，試圖客觀地再現往事的做法是徒勞的。因為口述史料與所有以精神形態存在的史料一樣，只是歷史認識的“間接客體”或“中介客體”，而不是“直接客體”或“原本客體”。所以，從檔案庫轉到現實生活，從查找原始文獻轉到與被訪者互動，“敘事”這種“田野”工作開始越來越受到口述史學的重視。

　　另一方面，當哲學領域轟轟烈烈的后現代思潮超越其探究世界圖景的領地，而延伸到探究人的內部世界的心理學領域，并不斷搖撼著科學主義在研究中的霸主地位時，一種新的心理學范式便不可避免地出現了。這種新的范式就是敘事，敘事的平民思維和話語方式也開始作為常客被推上心理學研究的大雅之堂[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