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于《雙城記》的讀后感
《雙城記》是狄更斯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早在創作《雙城記》之前很久，狄更斯就對法國大革命極為關注，反復研讀英國歷史學家卡萊爾的《法國革命史》和其他學者的有關著作。他對法國大革命的濃厚興趣發端于對當時英國潛伏著的嚴重的社會危機的擔憂。1854年底，他說：“我相信，不滿情緒像這樣冒煙比火燒起來還要壞得多，這特別像法國在第一次革命爆發前的公眾心理，這就有危險，由于千百種原因——如收成不好、貴族階級的專橫與無能把已經緊張的局面最后一次加緊、海外戰爭的失利、國內偶發事件等等——變成那次從未見過的一場可怕的大火。”可見，《雙城記》這部歷史小說的創作動機在于借古諷今，以法國大革命的歷史經驗為借鑒，給英國統治階級敲響警鐘；同時，通過對革命恐怖的極端描寫，也對心懷憤懣、希圖以暴力對抗暴政的人民群眾提出警告，幻想為社會矛盾日益加深的英國現狀尋找一條出路。
從這個目的出發，小說深刻地揭露了法國大革命前深深激化了的社會矛盾，強烈地抨擊貴族階級的荒淫殘暴，并深切地同情下層人民的苦難。作品尖銳地指出，人民群眾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在貴族階級的殘暴統治下，人民群眾迫于生計，必然奮起反抗。這種反抗是正義的。小說還描繪了起義人民攻擊巴士底獄等壯觀場景，表現了人民群眾的偉大力量。然而，作者站在資產階級人道主義的立場上，即反對殘酷壓迫人民的暴政，也反對革命人民反抗暴政的暴力。在狄更斯筆下，整個革命被描寫成一場毀滅一切的巨大災難，它無情地懲罰罪惡的貴族階級，也盲目地殺害無辜的人們。
這部小說塑造了三類人物。一類是以厄弗里蒙地侯爵兄弟為代表的封建貴族，他們“唯一不可動搖的哲學就是壓迫人”，是作者痛加鞭撻的對象。另一類是得伐石夫婦等革命群眾。必須指出的是，他們的形象是被扭曲的。例如得伐石的妻子狄安娜，她出生于被侮辱、被迫害的農家，對封建貴族懷著深仇大恨，作者深切地同情她的悲慘遭遇，革命爆發前后很贊賞她堅強的性格、卓越的才智和非凡的組織領導能力；但當革命進一步深入時，就筆鋒一轉，把她貶斥為一個冷酷、兇狠、狹隘的復仇者。尤其是當她到醫生住所搜捕路茜和小路茜時，更被表現為嗜血成性的狂人。最后，作者讓她死在自己的槍口之下，明確地表示了否定的'態度。第三類是理想化人物，是作者心目中以人道主義解決社會矛盾、以博愛戰勝仇恨的榜樣，包括梅尼特父女、代爾納、勞雷和卡爾登等。梅尼特醫生被侯爵兄弟害得家破人亡，對侯爵兄弟懷有深仇大恨，但是為了女兒的愛，可以摒棄宿仇舊恨；代爾納是侯爵兄弟的子侄，他大徹大悟，譴責自己家族的罪惡，拋棄爵位和財產，決心以自己的行動來“贖罪”。這對互相輝映的人物，一個是貴族暴政的受害者，寬容為懷；一個是貴族侯爵的繼承人，主張仁愛。他們中間，更有作為女兒和妻子的路茜。在愛的紐帶的維系下，他們組成一個互相諒解、感情融洽的幸福家庭。這顯然是作者設想的一條與暴力革命截然相反的解決社會矛盾的出路，是不切實際的。
《雙城記》有其不同于一般歷史小說的地方，它的人物和主要情節都是虛構的。在法國大革命廣闊的真實背景下，作者以虛構人物梅尼特醫生的經歷為主線索，把冤獄、愛情與復仇三個互相獨立而又互相關聯的故事交織在一起，情節錯綜，頭緒紛繁。作者采取倒敘、插敘、伏筆、鋪墊等手法，使小說結構完整嚴密，情節曲折緊張而富有戲劇性，表現了卓越的藝術技巧。《雙城記》風格肅穆、沉郁，充滿憂憤，但缺少早期作品的幽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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