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甲午殤思，明當代使命
20xx 年，又逢甲午。作為中國人，看到這一干支，不免總會心頭一緊。這重如千鈞的兩個字將我們的思緒來回了那個動蕩不安、戰火紛飛、背負恥辱的年代。我們永遠不會忘記，自負為天朝上國的泱 泱大國竟然被一個曾習技于己的彈丸小國打得一敗涂地、潰不成軍。曾經的藩屬國一躍成為了殖民者，這是怎樣的恥辱！被當頭一棒打醒了的中國已然意識到，那個國家顯然已經不是當初派遣唐使的落后蠻國，而是一個歷經了“明治維新”實現了近代化的軍事強國。毛主席在接見訪華的日本將軍遠藤三郎時就說到：“你們也是我們的先生。正是你們打了這一仗，教育了中國人民。”這的確沒錯，中國人終于借甲午戰爭看清了自己，也開始重新認識了日本。民國時期的中國學者就已然開始倡導，“要切切實實的下一個研究日本的功夫”。知己知彼，方才能百戰百勝。自日本福島地震后，日本與周邊各國的島爭問題愈演愈烈，以安倍為代表的右翼政黨使 得日本的軍國主義再度抬頭，這不免令我們聯想到十九世紀末時那個野心勃勃的日本。甲午戰爭絕非偶然， 我們能從中看出這個彈丸之國想要吞并世界的野心，能看出這個民族獨特的 民族性。而這些也有利于我們今天再次認識這個民族。日本駭人的“大陸政策”歷史由來已久。剛剛統一了日本全國的將軍豐臣秀吉就從朝鮮 半島入手，欲建立一個內含中國、印度、朝鮮在內的亞洲大帝國。雖然最終由于明朝軍隊的 強力反攻，加之國力有限、難以為繼，日軍撤出了朝鮮半島、以失敗告終，然而這種意圖與 思維方式依然印在了日本民眾的腦海中。劉亞洲先生在代序中談到：“日本是個島國，他始終認為自己的出路在大陸。”這與二戰時納粹德國為爭奪所謂“生存空間”而發起侵略戰爭的思想簡直如出一轍。
侵略者總是很相像的——日本人也一直想要開拓出屬于他們的 “生存空間” ，即向大陸發展，這與其資源匱乏、災害頻發的地理環境密不可分，所以一旦政局安定些，日本就會顯現出它帶有侵略性的一面。明朝萬歷朝鮮戰爭如此、中日甲午戰爭及二戰如此，而今的安倍政府亦是如此，只是迫于國內外壓力要緩和些。“大陸政策”的侵略戰爭性質與日本的軍國主義是離不開的。戴季陶先生就給出了“軍 國主義”的定義：“以軍事組織的力量，作政權的重心，一切政治的勢力都附從在軍事勢力之下。”并且一針見血地指出這種軍國主義“一定要成為一種制度” 。這種形容，不由得令我們想到由將軍來控制政治的日本幕府。雖然在明治維新中幕府被推翻， 然而這種軍國主義傾向已經較深地影響了日本。由“大陸政策”作為戰略方針，經歷過了中日甲午戰爭、日俄戰爭的日本儼然已經成為一個徹徹底底的軍國主義國家。日本的財政方針、外交方針、教育方針都以國防計劃為基本來制定，財政是軍需，教育是軍事教育。而說到“為軍事服務的教育”，我們也不禁對當下的安倍政府倍感擔憂，不正視歷史、篡改日本教科書，將“侵略中國華北” 說成是“進入中國華北”，如此粉飾戰爭、掩蓋罪行，與軍國主義傾向不無關系。在甲午海戰中，中日雙方的士氣形成了鮮明對比，北洋海軍軍紀渙散，而日軍則是有備而來。這場戰爭的確是一個腐朽沒落的帝國機器與近代化的軍事強國之間的.戰斗，而同時也反映出兩個國家截然不同的精神面貌。究其根源，這與兩國的文化是相關的。隨著專制皇權的不斷膨脹，中國傳統的儒家思想日益僵化，面對突如其來的戰爭，中國人顯得麻木、只求防御，像極了二戰初期一味撤防而令德國長驅直入的法國貝當政府。 而日本歷來尊崇武士道 精神。戴季陶先生用有些戲謔的口吻將“武士道的精華”總結為“仇討”和“切腹”——一個是殺人、一個是自殺。這聽上去實在是有些野蠻的精神，而這在另一面恰恰表現了日本人的“尚武”與“忠信”的品格。這種武士道精神是適應戰爭的，并在某種程度上是值得人敬佩與借鑒的——二戰時美國人總會感嘆太平洋作戰的日軍投降的很少。然而若用在軍國主義上，武士道的品格就成了“恐怖主義” ，是萬不可取的。以中日甲午戰爭作為窗口，我們不難分析出以上這些存在于部分日本政黨與國民思想中 的特點，其中對日本與亞太的發展有諸多消極因素，而由于冷戰中美國的大力扶持、日本經濟發展謀求政治大國地位等原因，這些消極因素依然留有殘余，并且影響著當今日本政局。從 1894年甲午戰爭起，我們開始重新認識日本。
如今20xx年又逢甲午，我們深諳“知恥近乎勇”的道理，應重新審視日本、審視自己。已過兩輪甲子，而傷痛之痕猶在，國辱軍恥決不可忘。歷經無數風雨，如今的中華民族依然 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經歷了三十年的改革開放，我國已走到了一個由富轉強的歷史節點；而近年亞太地區的復雜局面，也使我們必須重視起海洋、重新反思歷史的教訓。我們需要再回望那段歷史，明確我們當代的擔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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