韌性城市概述和城市規劃思考論文

實用文時間：2021-08-31 手機版

韌性城市概述和城市規劃思考論文

　　【摘要】文章通過參考國內外相關文獻，梳理相關研究和實踐，對韌性城市的概念、內涵和內容特性進行了概述。在此基礎上，從提高城市基礎設施韌性角度出發，認為城市規劃應當進行城市風險及基礎設施脆弱性的評估，應當考慮基礎設施的冗余，以及適當推進社區的開放、基礎設施化，并就這些觀點進行了有益討論。

　　【關鍵詞】韌性城市;基礎設施;城市規劃;風險評估;冗余度;開放

　　社區改革開放后，中國城鎮化開始步入高速發展階段，而前面30年粗放式的城鎮化模式導致城鎮建設中遺留了大量的問題。尤其步入21世紀后，自然災害、極端天氣事件頻繁發生，與之對應的是城市脆弱的災害抵御能力，二者疊加作用導致城市風險、損失急劇放大。根據聯合國國際減災戰略(以下簡稱UNISDR)公布的數據:20052014年的10年間，中國平均每年發生29次災害事件，死亡10469人，經濟損失265．6億美元①。而世界經濟論壇發布的《全球風險2015》報告指出極端天氣事件已成為全球第二大風險。同時UNISDR公布的2015年風險指數顯示中國風險脆弱性繼續增高。未來隨著極端天氣和氣候事件的增多，財富資本、人力資源和生產要素高度集聚的城市將是風險高頻區域。中國30年的粗放式城鎮使基礎設施滯后、應變系統缺位、應急緩慢，城市災害適應能力脆弱，在面對“突發性高、可預見性低”的風險干擾時往往十分被動。因此，建設韌性城市、提高中國城市的適應能力成為城市規劃領域的一個重要研究方向。

　　1韌性城市概述

　　1．1韌性城市的概念

　　結合戴維R戈德沙爾克的理解、邵亦文和徐江的總結，韌性城市是一個由物質系統和人類社區組成的可持續網絡。物質系統指城市的人工環境和自然要素，人類社區指社會網絡及其支撐制度［1］。通過合理準備、緩沖和應對不確定性擾動，在災害中，二者能夠在極端和特殊環境下保存下來并起作用，使損失減緩，恢復加快［2］。

　　1．2韌性城市的內涵

　　將城市比喻為自然人個體，物質系統就是骨骼、血脈和器官，人類社區就是思維、意志和精神。區別于側重醫治來恢復正常的過程，韌性城市更側重進行定期檢查、執行持續鍛煉、改善膳食營養、溫養樂觀心態這一長期過程，增強個體對疾病的抵抗力和夯實體質帶來的恢復能力。所以，韌性城市強調通過工程改進、完善設施等物質層面和公眾參與、制度創新等社會層面相結合的系統構建過程，提升城市整體的系統韌性［3］。

　　1．3韌性城市的組成部分和特性

　　根據杰哈、邁納和斯坦頓的研究總結，韌性城市包括基礎設施韌性、制度韌性、經濟韌性和社會韌性4個主要的組成部分。基礎設施韌性指建成結構和設施脆弱性的減輕，同時也涵蓋生命線工程的暢通和城市社區的應急反應能力;制度韌性指政府和非政府組織管治社區的引導能力;經濟韌性指的城市能夠應對危機的經濟多樣性;社會韌性指城市社區人口特征、組織結構方式及人力資本等要素的集成［3］。而根據埃亨的總結，韌性城市具備5個特性，即城市的多功能性、冗余度和模塊性、生態和社會的多樣性、多尺度的網絡聯系性和規劃設計的變化適應性。

　　1．4韌性城市發展和研究

　　城市韌性最早是由ICLEI②在2002年聯合國可持續發展全球峰會上提出，并且ICLEI搭建了ResilientCitiesserises這個全球城市應變和適應能力的組織、交流、實踐平臺。在以ICLEI為代表的`國際組織推動下，大量的學者、官方機構、民間組織，甚至基金對韌性城市開展了非常有益的研究和實踐［4］。例如戈德沙爾克在《城市減災:創建韌性城市》一文中以美國為例，討論城市在壓力之下現有的減災政策和措施能否應對的問題，勾勒出韌性城市的宏大輪廓，強調關注系統適應能力的提升研究，提出韌性城市是一個由物質系統和人類社區組成的可持續網絡［1］。托馬斯J坎帕內拉在《城市韌性與新奧爾良的復興》一文中，通過評估卡特琳娜颶風后新奧爾良市的恢復狀況，提出城市韌性更多依托于公眾的韌性［5］。賈哈、邁納等進一步提出韌性城市的4個組成部分和5個特性。依托理論、實踐總結的不斷深入，世界各國和組織開展了制定適應計劃的行動。例如2009年歐盟發布了《適應氣候變化白皮書:面向一個歐洲的行動計劃》，世界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完成了《將氣候變化納入發展合作的政策指導》報告等。其中，《紐約適應計劃》基于《紐約規劃2030》，對桑迪颶風災后的紐約進行全面評估，制定了一個涵蓋桑迪颶風影響評估、區域氣候分析、城市基礎設施及人居環境、社區重建及韌性規劃、資金和實施的適應計劃。

　　1．5小結

　　韌性城市完全涵蓋了城市的物質空間和社會、經濟關系，是一個龐大的可持續網絡。旨在通過工程改進、完善設施等物質層面和公眾參與、制度創新等社會層面相結合的系統構建過程，提升城市整體的系統韌性。其重點在于塑造城市的多功能性、冗余度和模塊性、生態和社會的多樣性、多尺度的網絡聯系性和規劃設計的變化適應性5個特征，從而具備基礎設施、制度、經濟和社會4個方面的強大韌性。因此，筆者主要以基礎設施韌性為思考角度，對現有的規劃進行一些有益討論。

　　2對我國城市規劃的思考

　　2．1評估基礎設施脆弱性

　　以往的規劃，各類基礎設施的體系構建和規模確定，是以資源承載力為前提，以支撐城市發展的規模需求為目的，解決的是“夠不夠”的問題。而從城市的韌性出發，還需預見性的說清“穩不穩”的問題。“穩不穩”包括基礎設施系統的穩定性和面臨風險干擾時的脆弱性等，需要我們將極端天氣和氣候事件納入考量范疇，評估極端情況下基礎設施能否有效運轉。例如CIRCLE－2③建立的“氣候變化項目數據庫”完整收錄了20042014年間歐盟實施的1412個氣候變化項目，這一系列項目是歐盟提升城市韌性的重要研究和實踐。1412個項目中脆弱性評估、變化分析類項目分別占到總數的29%和48%。可見過去10年間，歐盟為了提升城市韌性進行了大量的氣候風險研究和脆弱性分析［6］。注釋:③CIRCLE是由來自歐盟23個國家的34個研究機構組成的網絡，致力于支持和分享有關氣候變化適應的研究成果和知識分享，促進國家和區域內氣候變化研究長期合作。④成都市海綿城市體系，包括“綠海綿”“灰海綿”等提法均來源于《成都市海綿城市專項規劃》。所以，要提高城市韌性，規劃層面應當進行專門的城市風險評估。例如在總規、專項規劃中增加針對性的城市風險評估和基礎設施脆弱性分析。其次，在一些基礎設施的標準的準確性上也需要結合新情況評估。例如《紐約適應計劃》采用了IPCC第五次科學評估報告的高精氣候模式和數據進行評估，與以往基于歷史災害信息的數據比較，發現如果未來發生與桑迪同等規模的颶風，淹沒人口是傳統結果的2倍。我們編制排水規劃時常關注重現期的標準。重現期是一個頻率概念，因此，其標準的確定源于兩點，一是估計水文變量的頻率曲線，二是計算頻率的歷年實測數據。如同《紐約適應計劃》數據更新帶來的不同評估結果，我國近幾年極端天氣頻發，城市的降雨量屢現高值，那么用于計算頻率的歷年實測數據則需要進行重新的評估。

　　2．2基礎設施的冗余度

　　冗余度是指在數據傳輸中不可定的干擾，會引起數據代碼突變，為了提高穩定性，必須在原代碼的基礎上增加幾位代碼，使相應數據冗余。同理，韌性城市的冗余度其實就是從安全角度考慮多余的一個量。涉及到城市的基礎設施，我國人均資源占有低，城市規劃十分強調資源的一體化統籌。冗余基礎設施的價值則體現在極端情況下，由于是小概率事件，如若這種情況未來不出現，其價值終得不到體現，規劃上也很難落實。因此，基礎設施的冗余需要賦予多元化的功能價值。在城市防洪、排水等方面，海綿城市建設就是一個極具代表性的案例。在《成都市海綿城市專項規劃》中，構建了涵蓋市域自然河流流域生態基底、河流湖泊系統和城市近郊生態圈的“綠海綿”，對成都市域整個生態系統進行修復保護的同時成為調蓄雨水的自然基礎設施④。那么在調蓄總量確定的自然基礎設施上，我們可以繼續擴大“綠海綿”的規模，設置更多的下凹式綠地、生態濕地等，讓其承載體現韌性的冗余超量。非極端情況下，其雨水調蓄功能可能不體現價值，但它能提供更多的生態、休憩、景觀空間，實現多元的功能價值。

　　2．3城市社區的基礎設施化

　　城市社區需要基礎設施化，包含具備開放的基礎設施屬性和緊密的社會網絡聯系兩個方面，二者相互作用提高城市社區的應變能力。《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進一步加強城市規劃建設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見》中強調了“開放便捷”“原則上不再建設封閉住宅小區”“內部道路公共化”等關鍵詞。文件精神也是在引導提高住區的開放基礎設施屬性，恢復緊密的社會網絡聯系，從封閉式住區轉變為開放式社區。當然，我們不能簡單的曲解為“拆圍墻運動”，中國在從四合院—單位集體大院—住宅小區的居住形勢演變中，居民更為關注安全舒適的私域空間。所以，社區開放、基礎設施化的切入點很重要，筆者認為可以從鼓勵住宅小區設置底商開始。首先存在需求，在沒有底商的住宅小區內有一種現象，底樓常被業主改造為小賣部、理發店、通訊服務店等日常商業設施。其次，底商一方面代替圍墻給居民以封閉的安全感，但又區別于圍墻的排斥性，使住區具備開放功能和空間。第三，在“內部道路公共化”尚難說清前，我們可以考慮“內步行商業街”的方式來推動內部道路的基礎設施化。例如鹿特丹的MARKTHAL，被稱為非凡的拱形室內集市，其拱廊的中空區域即是一個貫通性的室內步行商業街。通過二層的底商建筑很好的界分了私人與公共空間，而由底商延伸出來的大型地面集市又為區域提供了便捷聯系和廣闊的交往、休憩空間，形成一個井然有序又充滿活力的開放式社區。

　　3結束語

　　韌性城市是一個龐大且精細的可持續網絡，韌性城市的研究與實踐將會是未來城市可持續發展的全新途徑。但作為一個全新的研究方向，全球都還處于不斷實踐總結的階段，同時各個城市既有條件不盡相同，所以并未產生較為普適的量化標準體系。我國新型城鎮化背景下，在面對做好“盤活存量”“回歸人本”的同時，還將面臨越發明顯的環境壓力，如何提高城市的適應能力，需要我們以韌性城市為焦點持續的進行研究和實踐。

　　參考文獻

　　［1］戴維R戈德沙爾克．城市減災:創建韌性城市［J］．許嬋，譯．國際城市規劃，2015(2)．

　　［2］邵亦文，徐江．城市韌性:基于國際文獻綜述的概念解析［J］．國際城市規劃，2015(2)．

　　［3］邵亦文，徐江．韌性城市:應對城市危機的新思路［J］．國際城市規劃，2015(2)．

　　［4］ResilientCitiesreport2015［R］．ResilientCitiesserises(ICLEI)，http://resilient－Cities．iclei．org/，2015．

　　［5］托馬斯J坎帕內拉．城市韌性與新奧爾良的復興［J］．羅震東，周洋岑，譯．國際城市規劃，2015(2)．

　　［6］姜彤，曹麗格，翟建青，等．歐洲適應氣候變化十年(2005-2014)———歐盟CIRCLE項目信息對我國適應研究的啟示［M］//氣候變化綠皮書．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114－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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