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農民工市民化是一項復雜的社會系統工程，其前進過程中遇到了種種阻礙，其中有來自人為的制度的制約，也有農民工自身的原因。在市民化進程中，農民工在工作、社會交往、生活方式等方面的慣習不利于農民工市民化，并可能促進農民工保留自身的族群特性，對我國城市化進程產生消極的影響。

　　關鍵詞：農民工市民化；慣習；障礙因素；族群性再生

　　Abstract：As a complicated systematical social project，the farmer-worker’s acquiring citizenship is facing a lot of handicaps，some of which are institutional while some come from the workers themselves. In the process of transforming themselves into citizens，the workers’ life style and working habits are not propitious；they even make the workers stick to their farmership，which has negative influences on the urbanization of China.

　　Key words：farmer-worker’s acquiring citizenship；habit；handicap；resurgences of ethnicity

　　20世紀80年代伊始，中國農民向城市的流動伴隨著國家的改革開放政策邁出了快速發展的步伐，形成了中國社會中醒目的民工潮并一直持續至今。農民工是中國城市化進程中一支不可低估的力量，在城市化大潮中，農民工市民化在所難免。不管是從目前狀況還是長遠的規劃來看，中國城市化都需要關注農民工市民化的問題，這是社會的良性運行和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基礎。

　　農民工市民化并非一個理論上的應然和必然，在當前城市化進程中，農民工雖然進了城，但并沒有完全融入城市，而是出現了半城市化狀態[1]。為什么農民工市民化不能順利進行?在此進程中存在什么樣的障礙因素?這些正是當前學界努力探討的問題。

　一、農民工市民化概念和障礙研究

　　針對農民工進城的諸多研究已形成共識，即農民工進城不僅是農村人口的經濟活動從農業轉向工商業，也不僅是他們在空間上移居城市，而是具有現代化意義的“文化移民”，是農民向市民的轉變過程，它涉及農民的生活方式、價值觀念和社會心理等方面的全面轉變。

　　農民工市民化是指農民工向市民的轉化。從理論角度觀察，在農村現代化發展過程中，非農化、城市化和市民化應是互為關聯、協調發展的三個方面，它們共同推進是農村現代化較為理想的過程。但在我國農村現代化的實際發展過程中，它們卻十分不平衡，當非農化已經發展到較高程度時，城市化尤其是市民化卻遠遠滯后。

　　“城市化”概念側重于國家、區域、社會結構、物質層面的變化，“市民化”概念則主要指社會成員角色的轉型。有學者認為，從狹義的角度來看，農民工市民化主要是指農民、城市農民工等在身份上獲得作為城市居民相同的合法身份和社會權利的過程，如居留權、受教育權、勞動與社會保障權等；從廣義的角度來看，農民市民化是指在我國現代化建設過程中，借助于工業化和城市化的推動，使現有的傳統農民在身份、地位、價值觀、社會權利以及生產生活方式等各方面向城市市民的轉化，以實現城市文明的社會變遷過程。完整的農民工市民化應該是廣義上的農民工市民化[2]。

　　農民工市民化的嚴重滯后已經引起了廣大學者的研究和關注。在對阻礙農民工市民化的因素進行討論時，相當多的學者都注意到了我國形成于計劃經濟時代的戶籍制度以及與之密切關聯的就業制度、教育制度、社會保障制度等構成了農民工群體市民化的制度性障礙。這些現存制度一方面促進了農民工的“非市民”身份認同[3]，另一方面導致了農民工市民化的制度缺失狀況[4]，并認為可以通過增加制度供給或制度創新以完成農民工群體向市民化的歷史轉變[5]。

　　制度障礙是與國家、政府相關聯的技術層面上的農民工市民化障礙，當前在對待農民工的市民化問題上，國家針對農民工進城及城市定居行為經歷了從限制、默許到鼓勵的政策歷程，許多幫助、鼓勵農民工市民化的制度正在制定、建立。

　　而從廣義的農民工市民化角度看，制度的改變并不必然導致農民工市民化，因為這個過程中還涉及農民工價值觀及生產生活方式的改變，這是與國家、政府相對應的社會文化層面的農民工市民化過程。農民工轉變為市民是農民工的.繼續社會化，繼續社會化與初始社會化不同，那些在初始社會化過程中形成的社會化內容將會嚴重影響繼續社會化的方向和進程，而這些正是農民工市民化研究中需要認真考慮的非制度性影響因素。

　　二、慣習與農民工市民化實踐

　　進入城市的農民工在城市工作和生活的前經歷構筑了他們的群體特性，這是他們市民化轉型的前提，可用布迪厄的“慣習”概念來概括。在布迪厄看來，隨著個人不斷接觸某些確定的社會狀況，逐漸會形塑起一整套性情傾向，這種性情傾向就是慣習。慣習“是歷史的產物……它確保既往經驗的有效存在，這些既往經驗以感知、思維和行為圖式的形式儲存于每個人身上，與各種形式規則和明確的規范相比，能更加可靠地保證實踐活動的一致性和它們歷時而不變的特性”[6]。

　　布迪厄的慣習是他實踐理論中的核心概念。如果將農民工市民化看作農民工自身的實踐過程，其市民化實踐將表現為他們原有慣習和城市社會、經濟、文化結構不斷相互作用的具體活動。在與城市結構和城市居民的互動過程中，他們的種種行事、決定、權衡、沖突，不是他們面對具體情境所做出的臨時性反應，而是行動者的生平情境和歷史處境的積累性反應。

　　據布迪厄分析，行動者都是通過由以往經驗建構而成的范疇來理會和感知各種外在刺激和制約性經驗。也就是說，初始經驗必然是優先的，更為重要的，因此慣習的性情傾向系統也就具有相對的封閉性[7]178-179。他在分析北非一些農村本來渾身傳統慣習的農民突然置身于資本主義世界時提出了慣習滯后現象。他認為，行動者所處的場域發生了急劇變化，但由于慣習特有的慣性而出現了滯后現象。

　　農民工從農村進入城市，二者之間既存在現代化發展方面的差異，又有社會制度方面的不同，他們在剛進入城市場域時會發生這種慣習滯后現象。農民工的慣習和慣習滯后是農民工市民化的實踐研究不可忽略的要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