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教育的二重性論文

　　論文摘要:安東尼·吉登斯是當代著名的社會學理論大師之一，以其結構化理論聞名于學術界。文章認為，吉登斯的結構化理論得以形成主要受三個因素的影響:吉登斯自己的學術旨趣,20世紀60年代的社會運動、馬克思的社會學思想。結構化理論主要是從結構二重性的角度出發，闡述了行動與結構之間的關系，這為分析教育提供了一個嶄新的分析視角，個體受教育嬌過程就是一個個體行動與教育結構互動的過程，教育活動處處體現了結構的二重性。

　　論文關鍵詞:結構 二重性 教育

　　安東尼·吉登斯(AnthonyGiddens),1938年出生在英國倫敦北部的艾德蒙頓，曾任英國倫敦經濟政治學院的院長，布萊爾首相的精神顧問，是國際著名社會學理論大家，擁有14個榮譽學位。吉登斯以其結構化理論成名并馳騁于社會理論界，那么其結構化理論對教育領域的影響是什么?換句話說，教育領域可以從吉登斯的結構化理論中得到什么有益的啟示?學界對這一問題探討不多，本文就這一問題發表一己之見。

一、結構化理論的形成過程

　　任何一種理論都不是一跳而就的，而是有一個形成和發展的過程。吉登斯的結構化理論也不例外。“結構化”(structuration)一詞其實首先出現在他在1973年出版的《發達社會的階級結構》一書中，他討論了階級結構化的類型和水平，而后在他1976年出版的《社會學方法新規則》中初步論述了他的結構化理論，在他1979年出版的《社會理論的核心問題》中，結構化理論的實質內涵已經顯現，在他1981年出版的《歷史唯物主義的當代批判》第一章里，他的結構化理論得以完整的勾畫。但是，結構化理論卻是在吉登斯1984年出版的《社會的構成》一書中得到系統闡述的。吉登斯的結構化理論得以形成主要受三大因素的影響，下面我們諸一分析。

　　首要的因素就是吉登斯本人的學術旨趣和目標，即他要力圖解決社會學中存在的“原罪”問題，力圖構建出一種新的具有一致性的社會學理論。

　　社會學存在的終極價值就在于它要解釋主體與客體、行動與結構、個人與社會的關系問題。這些問題是它的基本問題，具有不變性和穩定性，是社會學的“原罪”。在社會理論界，一直存在著兩大流派，一派是社會決定論者，這是社會學的主流，一派是方法論個人主義。社會決定論者認為，人的行為受社會規范、社會制度的制約，個人的意志、主觀能動性被淹沒在社會的結構中，不得以彰顯，社會結構既獨立于個人之外，又強加于個人的身上。而方法論個人主義者卻認為，社會是由許多的個人所組成的，所有的社會規范和社會制度都是這些個人的有意識的行動的結果。每一種社會事實都是許多個人行動的結果，是他們的情感、意志、理性、信仰的體現，是導致和解釋社會變遷的因素。社會決定論與方法論個人主義二者的觀點是相反的，各自走到了它們自己的極端。社會決定論派過分地強調了社會事實對個人行動的制約和決定作用，而方法論個人主義卻是過分地強調了個人的主觀能動性。

　　在解釋和解決社會學基本問題的這種流派中，也存在著中間派別，但是，他們的理論觀點，不是處于騎墻，各打五十大板，就是較多地帶有或者社會決定論的色彩或者方法論個人主義的色彩，所以可以大致上劃歸到兩個極端派別之中的一派中去。吉登斯就是要從理論上解決社會決定論和方法論個人主義之間的對立，雖然吉登斯自己極力地否認迄今為止有理論的存在，認為理論的建構也還是一項遠待實現的抱負，但他的實際行動卻為我們建構了他的宏大的結構化理論。

　　除了要解決社會學“原罪”這一學術上的因素導致了結構化理論的誕生之外，還有一個社會性因素起了促成加速的作用。20世紀60年代是一個各種運動風起云涌的年代，是一個“社會大實驗的時代”，各種團體都活動在社會的大舞臺上，諸如，反戰運動、女權運動、民權運動、嬉皮士、黑人社團等等。按照吉登斯的看法，60年代的這些運動雖然曇花一現，但是它們的思想和主題“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它們使生活方式獲得了一種迄今尚存的流動性”，社會科學的理論，或者說，社會學的理論應該對這些運動和變化做出預言和解釋，但是無論是以前已存的社會學理論還是社會學的理論家們都沒有提到過這些現象，更不用說對此作出解釋了。如火如茶的社會實踐沒有被社會學家們所關注，他們還靜悄悄的進行著他們自以為是的研究工作，這是社會學家的疏忽，因而遭到了許多評論家的批評，稱“現代社會學處于危機狀態中”，吉登斯也以一種入世的態度認為，社會學理論不用于實踐就意味著這些理論是沒有生命力的，也是沒有意義的，社會學理論就應該服務于社會變動不居的生活。所以，吉登斯在《資本主義與現代社會理論》的序言中說:“我寫這本書是基于這樣一個信念，即:當代社會理論應該有一個激烈的變革。這樣的變革應該從重新審視那些確立現代社會學主要框架的社會學家的著作開始。因此，社會學家馬克思、迪爾凱姆、馬克斯·韋伯，就應該備受關注。”結構化理論就得以醞釀于這樣的社會背景中。

　　第三個重要的影響因素就是馬克思思想的影響。在系統梳理三大社會學家的理論過程中，吉登斯深受馬克思的社會學思想的影響，找到了他構建其結構化理論大廈的基點，那就是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開頭寫的歷史名言。馬克思說:“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并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并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繼承下來的條件下創造。一切已死的先輩們的傳統，像夢魔一樣糾纏著活人的頭腦。當人們好象只是在忙于改造自己和周圍的事物并創造前所未有的事物時，恰好在這種革命危急時代，他們戰戰兢兢地請出亡靈來給他們以幫助，借用他們的名字、戰斗口號和衣服，以便穿著這種久受崇敬的服裝，用這種借來的語言，演出世界歷史的新場面。”

　　由是，致力于自己的學術目標，反省于馬克思的名言，深受so年代社會運動的影響，吉登斯的結構化理論得以逐漸地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