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我國有著悠久的判例法傳統，其產生原因有三，即經驗哲學、貴族精神以及實用主義。由于我國盲目地引進大陸法系的成文法制度，造成了法律與道德的雙重失落。其解決方法就是實現法律形式與時代哲學的重新統一，引進判例法。

　　[關鍵詞]古代中國；判例法；啟示

　　一、古代中國的“混合法”傳統及其發展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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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期以來，人們，包括許多法學學者，普遍認為，中國古代是一個崇尚制定法的國家， 而對古代中國的判例法卻不甚了解。然而，歷史告訴我們，古代中國除了有發達的成文法以外，還有發達的判例法。有學者認為，在我國的古代，人們心目中的“法”遠遠不限于國家認可和審判活動確認的行為規范，那些在生活中實際發揮作用的客觀行為準則也被納入“法”的范疇，甚至成為最具權威的“法”。正因如此，能夠表述“法”這一社會現象或行為規范的文字也是多種多樣的，譬如，法、刑、禮、律、范、辟、則、彝、度、制、典、事，等等[1] 。一言以蔽之，中國古代有著“混合法”的傳統，即“成文法”與“判例法”的有機結合。

　　具體說來，“混合法”包括兩層意思：在立法方面，歷朝歷代在可能的情況下按照正規程序制定和頒布成文法，而在無現成的成文法可依，或雖有成文法但卻明顯不合時宜的特定情況下，則通過司法渠道以創制判例法的形式實行局部立法；在司法方面，適用成文法與使用判例相結合，在時機成熟時，再通過立法把判例吸收進成文法中。對此，曾任國民黨政府司法部長多年的居正先生曾經說過：“中國向來是判例法國家，甚似英美法制度”，在民法頒布之前，“支配人民生活的，幾乎全賴判例”，“司法向來已經取得創造法律之權威”，“判例勢力之偉大，實無可爭辯”[2]。在中國古代法律文化史方面用力甚勤并頗有建樹的武樹臣先生，則將從西周到春秋的時期稱為“家本位判例法”時代，而將西漢到清末的兩千年稱為“國家本位混合法”時代[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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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判例法的發展歷史來看，漢以前是簡單援引階段，由漢迄唐是判例法的成熟階段，至明清是判例法的發展階段，其后是其衰落階段。以下對其作一簡要介紹。

　　從舜時的“皋陶造律”的傳說中我們可以推斷出中國古代的成文法起源于司法實踐，律生于例，律是例的固定和升華。春秋時期，晉國叔向抨擊鄭國子產“鑄刑書”時所說的“昔先王議事以制”中的“制”即指沿襲已久的習俗、故事或成例。經過春秋戰國時期的大變革，封建社會取代了奴隸社會，為了鞏固自己的統治，封建統治者們紛紛頒行了成文法，判例法從主要法律淵源退居次要地位，但它仍是一種重要的法律形式。

　　秦朝司吏斷獄時，除律以外，可以適用“廷行事”，即以判案成例作為判案依據。漢承秦制，規定凡律無正條者，比附以為罪?！吨芏Y秋官大司寇》載：“若今律，其有斷事，皆依舊事斷之，其無條，取比類以決之，故云決事比”?！皼Q事比”與秦朝的“廷行事”相類似。不過，其種類更多，應用更廣。漢朝的比分為決事比、死罪決事比和辭訟比三類。據史書記載，漢代可以作比附的案例十分繁多。

　　晉“改舊律為刑名法例”。自此，例與法聯系起來。北齊“集罪例以為刑名冠于篇首”，稱為名例律。

　　唐朝是我國封建法制成熟與定型時期，法制比較完備，在司法實踐中，雖允許法律無明文規定時比照成例斷案，但控制較嚴，并且注意以成文法規范判例法，以免引例破敕、以例害律。

　　宋初頗重律、敕。神宗即位以后，實行變法圖強，法律形式也發生變化，不僅編敕地位提高，而且例也得到發展，“法所不載，然后用例”。宋代的例有兩種，一為斷例，即審判案件的成例，另一為指揮，即尚書省及各部等官署下達的指令。高宗南渡以后，由于刑典的散佚，例的地位更趨重要。宋代各朝皇帝都有編例之舉，其中較為重要的有《紹興刑民疑難斷例》、《乾道新編特旨斷例》、《開禧刑民斷例》等。至于指揮，就更是浩繁，僅是南宋寧宗年間就達數萬件之多。

　　元朝的法律體系是一個集遼蒙古法、漢法、回回法在內的多元聯合體。其法律統一的方式就是在繼承本民族法律傳統的基礎上，有條件地吸收前朝的立法經驗，將一些在審判中形成的具有典型意義的判例經國家機關認可，并通過特定的立法程序加以分類匯編，成為統一的法律規范——“斷例”，它是成文法與判例法的有機結合。

　　明代仍然采用以例斷案的傳統。明朝的“例”主要是刑部針對具體案件做出的判決，并經皇帝以上諭的形式批準，使其具有法律規范的性質。因案生例的原則自此確立并盛行起來。明中后期的《問刑條例》將例提高到與律同等的地位，“以例輔律”、“以例補律”，律是正文，例是附注，例律并行。但在司法實踐中，例優先于律。

　　清朝大體沿襲明朝。清代例的刪定、編纂是重要的立法活動，由律例館負責。修律的主要內容是將具有一般意義的判決提升為法律規范，刪除和更正律文與例文、例文與例文之間的重復和矛盾。凡館修入律之例實際上已被納入制定法的范疇，成為《大清律例》的構成部分。清朝明確規定“既有定例，則用例不用律”。

　　自1840戰爭始，中國逐漸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陷入了亡國滅種的深重危機之中，富國強兵成為整個中國民族的必然選擇。為此，清政府開始了自上而下的改革，其法制也開始了近代化轉型。環視四周，當時的日本是一面改革成功的鏡子，而“東洋復采諸西洋”，這就導致了無論在制度上還是在學理上，中國由日本而德國的“取經”之路成為一種必然選擇。引進日德的成文法勢必遏制中國固有的判例法的繼續發達，從而中斷了“混合法”傳統。

　　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由于新舊法制的遞嬗又產生了判例法適用的空間，中國又形成了“國社本位”的“混合法”。但與以前不同的是，這一時期的判例僅具有事實上的效力而不具有法律上的效力，所謂“備參考，供取資”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