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小編整理的:“美美與共”和人類文明。
一、 文明的話題
探討全球化和不同文明之間的關系,不是一個新的話題,也不是一個新的現象。今天我們經常說的“全球化”,其淵源可以追溯到19世紀西方(主要是英國)主導的世界各地不同文化之間的廣泛接觸和交往。對于這種廣義的全球化趨勢的關注與研究,也是從19世紀開始的,比如卡爾·馬克思就關注過資本主義全球擴張和原始積累的過程。關于這方面問題的探索,一直是社會學、人類學、民族學等諸多社會科學研究的重要領域。
這種對于全球化、文明、文化的研究,不僅僅是一種純知識性的探索,它已經成了解決人們面臨的嚴峻問題的一門科學。當今世界上不同的國家、民族、宗教之間的各種交融和沖突屢見不鮮,全球化造成的矛盾和問題,對我們構成了多種多樣的挑戰,對此,國際學術界和思想界做出了種種反應。我本人近年來對“天人對立論”、“文明沖突論”等思潮的評論,就是對目前世界上發生的一些問題所發表的意見。
當今世界上,還沒有一種思想或意識形態能夠明確地、圓滿地、有說服力地回答我們所面臨的關于不同文明之間該如何相處的問題。不管是社會經濟高度“發達國家”,還是大多數“發展中
國家”,在這個問題上,都同樣受到嚴峻的挑戰。這不是哪個單一的國家、民族或文明遇到的問題,而是一個全人類都要共同解決的問題。全球化的特點之一,就是各種“問題”的全球化。
二、 時代的呼喚
近二三百年來,西方思想在世界學術界起著主導作用,但是在面對全球問題的時候,西方的一些基本思路,顯現出很大的局限性,在解決某些問題的同時,又引發出一些新的矛盾。比如,近百年來,隨著西方強勢文化的擴張,“自我中心主義”在一些人的頭腦里大大地膨脹起來,“西方至上主義”、“殖民主義”、“極端國家民族主義”和“種族主義”等等思潮,成了上世紀兩次世界大戰的催化劑,也是造成很多國際性問題的重要原因。時至今日,世界上極端主義和以暴制暴所造成的種種事端,依然擺脫不掉“以我為中心”的影子。
因此,我覺得要更好地理解今天世界上出現的問題,尋求解決全球化與不同文明之間的關系,就必須超越現有的一些思路,在一個更高的層次上重新構建自身文明和他人的文明的認識,只有當不同族群、民族、國家以及各種不同文明,達到了某些新的共識,世界才可能出現一個相對安定祥和的局面,這是全球化進程中不可回避的一個挑戰。
要認真深入地對這些問題進行研究,就必然會碰到諸如文化、文明、人性、族群性等基本概念,會涉及到認識論和方法論這樣更高層次的問題。比如在探討文化交流時,常常會牽扯到對文化的基本定義;對各種文明的基礎和特質進行研究時,也要談到關于“人”、“人性”這些更基本的問題。事實上,很多人文學科的研究,比如人類學者對文化、傳統的理解;社會學對于社會群體結構的理論;民族學對族群性的解釋等等,都可為我們提供很好的思路,對我們有很大的啟發。
我提及這方面的話題,并不是說我已經有了某種結論,而是希望我們在探討、研究問題時,要把眼光放開、放遠一些;思路變得靈活、廣泛一些,不要總局限在一些常識性的、常規性的和偏狹的框框里。在探索關系人類文明這樣一個宏大的、長遠的課題時,我們的思想要有與之相適應的、博大的包容性和歷史的縱深感;要充分利用全人類的智慧,發揮多學科、跨學科的優勢來進行研究。
人類每逢重大歷史轉折時期,就會出現各種各樣的所謂“圣賢”,其實,這些“圣賢”就是那個時代所需要的,具有博大、深邃、廣闊的新思路和新人文理念的代表人物。我曾經把當今的世界局勢比作一個新的戰國時代,這個時代又在呼喚具有孔子那樣思想境界的人物。我確實已經“聽”到了這種時代的呼喚。當然,今天的“圣賢”,不大可能是由某一種文明或某一個人物來擔當,他應該,而且必然是各種文明交流融合的結晶,是全體人類“合力”的體現。
近年來,在討論全球化這個話題的時候,我多次提到“和而不同”的概念。這個概念不是我發明的,它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一個重要核心。這種“和而不同”的狀態,是一種非常高的境界,它是人們的理想。但是要讓地球上的各種文明,各個民族、族群的億萬民眾,都能認同和貫徹這個理想,決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為此,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還要付出沉重的代價。
我還提出了“文化自覺”。什么是文化自覺?簡單地說,就是每個文明中的人對自己的文明進行反省,做到有“自知之明”。這樣,人們就會更理智一些,從而擺脫各種無意義的沖動和盲目的舉動。
后來,我又進一步提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的設想。這幾句話表達了我對未來的理想,同時也說出了要實現這一理想的手段。我認為,如果人們真的做到“美美與共”,也就是在欣賞本民族文明的同時,也能欣賞、尊重其他民族的文明,那么,地球上不同文化、不同民族、不同國家之間就達到了一種和諧,就會出現持久而穩定的“和而不同”。
三、經驗性研究(empirical study)
研究文化和文明問題,可以有多種不同的視角和方法,不同的視角和方法之間可以互相支持和取長補短。作為一名從事實地調查研究的社會工作者,我想借此機會,談一談我在對全球化和文化、文明關系的研究中所采用的方法和體會。
我的學術生涯,大約是70年前從廣西大瑤山開始的,那次人類學和民族學的田野調查的研究方法(用今天的話說,就是“理論和實際相結合”的方法),對我一生學術研究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成了我后來學術研究的基本手段。
我提出這個問題,是想提醒大家關注和探討全球化和文明的問題時,如何拓展我們的研究方法。今天,世界上發生了許多新的問題和現象,這些問題和現象,都是由不同文化相互接觸、碰撞、融合而產生的,沒有現成的答案可以解決。也就是說,用原有的思維邏輯,原有的研究方法來解決現在的問題已經不行了。要想找到解決問題的方法,就是要回到現實社會生活中去,扎扎實實地做實地調查。要超越舊的各種刻板的印象(stereotype)和判斷,搞清楚各種文明中的人們的社會生活,并以此為基礎(而不是以某種意識形態體系為基礎)來構建人類跨文明的共同的理念。這種研究的難點,在于研究者必須擺脫各種成見,敞開胸懷,以開闊的視角,超越自己文化固有的思維模式,來深入觀察和領悟其他族群的文化、文明。在跨文化的交流和溝通中,構建起新的更廣博的知識體系。
為什么必須要到現實生活中去調查呢?因為人類社會是復雜的、多樣性的又是多變的、富于創造性的它決不是只有單一文化背景和有限知識和經驗的研究者能夠想象和包容得了的。所以研究者必須深入你所要了解的“他人”的生活中去觀察、研究。從某種意義上說這種實地調查的方法也反映出研究者的一種心態就是你是不是真正要去理解、接受“他人”的文化、文明這種心態正是今天不同文明之間交流的一個關鍵。深入到“異文化”中去做調查努力了解“他人”的語言、傳統做到設身處地地用當地人的眼光來看待周圍的事物這本身就是對“異文化”的尊重和對“異文化”開放的心態。如果連這種最基本的平等態度都沒有還談什么交流和溝通。可以說在我一生的學術生涯中我一直試圖堅持走實地調查這條道路。當我七十歲獲得“第二次學術生命”時雖然已經不可能像年輕時那樣長期地、深入地去觀察某一個具體的社區或社會現象但是我仍然每年要安排三分之一以上的時間到各地做實地考察這種實地考察使我受益匪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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