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由于法官這一主體同時具有了不同的屬性和承擔了不同的身份角色，加之一國的權力格局和司法制度對法官的制約，任何意圖從普適性的角度來論述法官的觀點都有失偏頗。本文從法官自然身份和制度身份的分野出發，在具體的語境中來對法官進行定位。

　　【關鍵詞】法官 自然身份 制度身份 法官職業

　　作為現代國家司法制度體系的組成部分，法官無疑是其中的一個不可或缺的角色，起著無可替代的作用。無論是采用對抗制審判的英美法系，還是以法官為主導，以糾問方式審判的歐陸法系，都離不開法官的參與。特別是作為一種相對較為優越的社會治理模式——法治在全世界范圍得到認可并推行以來，法官更是被推到了前沿鋒線的位置。于是乎，法官是“正義的化身”[1]，“司法是一臺自動售貨機”[2]等觀點開始濫觴于世。無可否認，這些觀點和評價在一定程度上都從不同的側面和出發點或多或少的反映出了法官的影子，勾勒出了法官的輪廓。然而，這些論斷又都是有失偏頗的，因而聯系具體的語境，結合法官自身所具有的不同屬性，甚至可以說這些論斷又都是一文不值的（It is nothing）。那么，究竟應該怎樣來對法官進行敘述和定位才是合理的？或者說法官在整個制度體系或者在法治進程中到底居于何種角色，起多大的作用？本文將采取比較分析的視角，從法官這一個體身上所具有的不同的屬性和同時承載的不同的社會角色入手，來對法官作出筆者所認為的較為全面的分析和定位,并進而對其在法治進程中的作為進行討論。

一、作為人的法官與作為法官的人

　　當我們平時稱呼法官的時候，很大程度上我們是把“法官”這個語詞作為一種職業，一種身份，甚至是一個符號來指稱的。而幾乎很少有人會系統的、全面的認識法官這一指稱所同時承擔的各種不同角色和所同時具有的不同屬性。在法治化、現代化這樣的語詞已成為當下的流行話語和時尚話語的語境當中，法官這一具體的角色已經只能作為整個制度設計當中的一個工具和符號，其作為一小個棋子，已經逐漸湮沒在被規訓得十分齊整的整盤棋局當中。

　　但是，如果我們還能夠稍稍保持那怕是一點點的分析和解說問題的能力，而不是在被現代化規訓的過程中完全喪失思考能力的話，那么對于法官，我們在評價和論述他／她們的時候首先所應該做的，就是把法官還給法官。當我們剝開由于現代化而帶來的制度設計身上所籠罩著的層層面紗的時候，我們可以很清晰的發現，無論在現代制度體系當中承擔著何種制度角色的個人，首先都只是一個具體的人。司法制度中的法官也不例外。法官，首先的身份是作為人而存在的。既然是一個具體的人，那么法官就避免不了正常人的“七情六欲”，就會像正常人一樣娶妻/嫁夫生子，因而其基本的自然身份應該是(父母的)子女，(子女的)父母，(丈夫的)妻子或是(妻子的)丈夫，然后才是司法制度中的法官。這是正確分析法官或者說是給法官這一角色進行合理定位的前提和基礎，是關于法官的一個基礎性的論斷。任何離開這一基礎性的論斷來對法官進行解讀的行為，都只是一種主觀的愿望，無論這種愿望是不是出于善意的目的，都已經在一定程度上偏離了問題的實質。其實馬克思主義早就指出，任何人都是自然屬性和社會屬性的統一體。筆者在此處對法官的解讀其實只是對馬克思主義關于人的論斷的一個重述和具體化，早已不是什么新鮮的時髦的見解。只是由于現代人在現代化的進程中時常容易被包圍在一片喧囂和鼓噪聲中，喪失了分析問題的基本能力，進而對一些常識性的問題視而不見或是已無法看見。

　　認識到這一點，對于正確分析法官在法治化進程中的作為有著重要的作用。正因為法官首先是一個具體的個人，因而無論經過怎樣齊整的規訓[3]，法官雖然從形式上看在很大程度上已經成為了現代制度體系當中的一種工具和一個符號[4]，卻又不可能完全喪失其作為具體的人的自然屬性,而徹底地淪為制度體系當中的一個機器。這也是亞里士多德當初提出要法治而不要人治的關鍵原因之所在。因為亞氏認為：“若要求由法律來統治，即是說要求由神祗和理智來統治；若要求由一個個人來統治，便無異于引狼入室。因為人類的情欲如同野獸，雖至圣大賢也會讓強烈的情感引入歧途。惟法律擁有理智而免除情欲。”[5]然而筆者認為,如果說因為擔心人類有“情欲”（自然屬性）而不能勝任統治社會的重任，所以才需要引入法治這種社會治理模式的話，那么，亞氏的這個設想在事實上已經破產了。因為即使在法治的制度模式之下，同樣離不開具體的個人，法治的一系列制度設計歸根到底還是要靠具體的個人去執行的。若意圖消除人的“情欲”，那么勢必又要進行專門的制度設計，這種制度設計同樣離不開具體的人去執行。這樣一來就形成一個無法自圓其說的惡性循環。而且，筆者在此文中將要討論的是因為人的雙重屬性的存在，并不一定就必然能夠得出正義將無法實現的結論。相反的是，在有的場合，可能恰恰是因為人具有了“情欲”，才使正義最終得以實現。

　　再來簡單討論一下法官的另一重屬性，或者說法官的制度身份，即作為法官的人。這也是人們談論法官時通常所理解的那種身份角色。法官的這一制度身份角色其實在以上討論其自然身份角色的論述中已經有所涉及。在法治化語境及法治化進程中，法律活動和法律職業越來越朝著專業化方向發展[6]。作為現代司法制度體系中的重要角色，法官同樣也不例外。在我國的司法制度的發展史上，法官的來源曾經存在著多種渠道，如法學院的畢業生，復轉軍人進法院以及從其他國家機關調入等途徑。法官的文化層次也是參差不齊的，從小學、中學到大學不等。而隨著法治化步伐的加快，國家逐漸加強和統一了對法官的規訓。從法官的學歷層次到法官職業從業者的入門資格的取得，都進行了統一的規定。[7]越來越注重程序立法是法治化過程中的一個必然趨勢。已經進入法院系統，成為了法官的人，在司法工作當中同樣有著一套嚴密的程序和紀律。所有這些制度設計都刻意凸顯了法官的制度身份。特別是在當下的中國，為了盡可能避免許多基層法院特別是基層法庭的法官都生于鄉土長于鄉土工作于鄉土，因而或多或少在事實上分享著鄉土的情感和資源的'現實[8]，制度設計上就更加要強調法官這一角色的制度身份，使法官這一指稱逐漸符號化。[9]隨著現代化特別是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在事實上也確實促成了法官的制度身份越來越明晰，自然身份越來越模糊的趨勢。可以說，對司法活動的劃分越細密，程序要求越具體，理性化和形式化程度越高，那么法官的制度身份就會越明顯，自然身份也就會更加模糊。在此意義上而言，韋伯所描述的未來的司法會像一臺自動售貨機，人們把寫好的狀子和訴訟費放進去，它就會自動送出判決的情況就不再是癡人說夢的無稽之談。

　　在以上的敘述中筆者力圖盡可能接近客觀的勾勒了法官這一主體所同時具有的兩種屬性和承擔的兩種角色。相對于下文所要闡明的立場和所要表述的觀點，可以說以上的描述還沒有涉及到根本的價值判斷，而只是為筆者在下文中的價值判斷作了一個鋪墊。下文中，筆者將以法官的自然身份和制度身份的分野為出發點，來論述此種分野對法官在司法過程中所可能產生的影響，并進而探討同時具有兩重身份的法官在法治進程中的可能的作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