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稱因果理念以及修正論文

1菲爾德(H．Fiel)在評價塔斯基的真之理論時指出，塔斯基雖然成功通過將真概念還原成滿足、指謂等語義概念來解釋真，但他并未真正實現物理主義的還原方案的承諾，因為塔斯基并未告訴我們如何將指謂這一基本語義概念用非語義詞項來解釋。對于名稱的指謂這一概念，塔斯基只是通過枚舉外延的方式來進行解釋，但枚舉方法并沒有提供實質性的解釋，外延等價也不能保證還原的充分性。菲爾德于是詢問，以非語義詞項對指謂的真正解釋會是什么樣子呢?"7時值1972年，克里普克的《命名與必然性》初版剛剛發表，菲爾德受其影響，認為羅素式的描述主義指稱理論作為對名稱之指謂的實質性解釋是沒有希望的，因為其中包含著循環論證(摹狀詞本身是名稱的組合，因此用摹狀詞來解釋名稱勢必最終回到名稱上)，有希望的解釋是克里普克的故作含糊的因果理論，因為要同時接受物理主義和“指謂”這一語義概念，這類因果理論就是不可或缺的。菲爾德相信，羅素的理論非常不合理，塔斯基的理論是平凡的，而因果理論正是我們需要的"67。

　　但正如不少論者包括克里普克本人所指出的，指稱的因果理論事實上并不構成一個嚴格的哲學理論，它至多是一個圖景，這個圖景我們可以很容易地用指稱的初次確定(“命名儀式”)加上指稱的傳遞(“因果一歷史鏈條”)來概括。為論述方便，我們暫且稍微精確地將這種版本的指稱的因果理論表達成下述論題(下稱KCT)：在典型情況下，名稱被說話者S用于指涉對象，如果S對于的使用與的初始命名儀式具有因果關聯。此處的典型情況，指所討論的名稱不是所謂的“描述性名稱”，即完全用摹狀詞引入的名稱。

　　接下來本文將討論指稱的因果理論面臨的兩類不同挑戰及由此形成的對因果理論的兩種修正路線。這兩種修正路線的關鍵差別在于是否需要引入描述性信息來刻畫指涉關系。本文對基于混合方案的修正路線做出了有限辯護，并在此基礎上提出基于遵守規則的指稱確定論題。

　　2對克里普克式圖景的挑戰

　　克里普克提出因果鏈圖景的主要動機在于對名稱如何指稱對象提供一個正面的回答，這一回答緊接著他對于指稱的描述理論所做的負面反駁之后，即通常所稱的語義論證，也可稱為錯誤信息或知識不完全論證，其關鍵是：說話者S或語言共同體C(社會習規)關聯到名稱上的某個摹狀詞或摹狀詞簇，常常并不能滿足名稱所實際指稱的對象。例如，我們完全可以設想這些描述有可能發生錯誤，克里普克設想了多種情況，包括有名的哥德爾／施密特的例子，表明摹狀詞簇對于名稱指稱對象既不充分也不必要。正如普特南所說，克里普克的專名理論的要點在于點明，“一個人可以用專信念”，以及“問題的實質之處在于，使用專名進行指涉，就意味著存在某種因果鏈條，以聯結該名稱的使用者(及使用該名稱的特定事件)與該名稱的承擔者州∞。因此，名稱不是依據對象滿足具有識別性特征的摹狀詞簇這一條件來指稱該對象的。根據克里普克，上述因果圖景才是名稱指稱對象的實際情形。

　　如果情況真是如此，固然我們失去了一個貌似優雅的哲學理論，但畢竟還是獲得了一個雖然粗糙但似乎更接近真相的關于專名如何進行指稱的社會學圖景。但不幸的是，克里普克對描述主義進行反駁的主要理由，同樣也適用于因果圖景tt身，也即，單純的命名儀式加上環環相扣的因果鏈條對于說話者S使用名稱來指涉對象而言也不是充要條件。埃文斯為我們提供了兩類反例“1，由此我們可以導出對克里普克的因果圖景的兩種修正路線。

　　“馬達加斯加反例”構成了較弱類型的反例的代表。按照KCT，我們從當前對名稱“馬達加斯加”的使用進行因果回溯，應當可以發現該名稱和那個島嶼之間存在某個初始命名儀式，但事實上這樣的命名儀式并不存在，歷史上的初始命名儀式是在名稱“馬達加斯加”和非洲大陸的一部分之間發生的。這個反例的教訓是，命名儀式加上因果鏈條對于名稱指稱對象并不是充分條件，因為存在著名稱的指稱在因果鏈條中發生變化或轉移的現象。

　　較強類型的反例，不妨稱之為“拿破侖反例”，是通過如下對比性的思想實驗給出的。歷史學家告訴我們卓越的軍事家拿破侖于1815年遭遇滑鐵盧敗績。考慮兩種反事實情形。情形A：假定有某個人1814年起(此時拿破侖已經赫赫有名)假冒其名取而代之。情形B：假定有某個人1793年起(此時拿破侖尚還默默無聞)假冒其名取而代之。那么，當我們考慮歷史學家們寫下的下述句子：拿破侖在滑鐵盧戰役中表現得很善戰。我們該如何評價該語句的真值?這取決于“拿破侖”這個專名對于句子的成真條件的貢獻，于是我們需要確定該句子中“拿破侖”的指稱對象到底是哪個人。埃文斯正確地揭示了我們的直覺：在情形A中我們傾向于認為，上述句子為假，歷史學家搞錯了誰是滑鐵盧的戰敗者，也即專名“拿破侖”指稱的是被冒名者，即1814年前眾人所知的叫“拿破侖”的那個人，實際上他并未參加滑鐵盧戰役。在情形B中我們傾向于認為，上述句子為真，史學家并沒有弄錯誰在滑鐵盧戰敗，他們弄錯的是拿破侖將軍的早年經歷，例如拿破侖并非1771年生于科西嘉，也即專名“拿破侖”所指的應當是冒名者，即1793年后眾人所知的叫“拿破侖”的那個人。顯然，克里普克的因果理論不足以解釋上述差異，即在不同的反事實情況下，專名“拿破侖”的初始命名儀式如何與當前我們使用該名稱來指稱的對象之間發生因果聯系。但兩種情況下的直覺似乎都是，專名“拿破侖”在我們的語言共同體中被用于意指那個戰功卓著的軍事家。這個反例的初步教訓是，與所指對象相關的信息，特別是社會共同體對于該名稱的主要的信念，對于名稱的確定和使用遠非完全無關的。

　　3戴維特的指示鏈理論

　　克里普克與唐納蘭在197年代初期對于描述主義理論的批評獲得了多數哲學家的支持，因果理論作為對于描述主義理論的替代也逐漸獲得正統地位。盡管許多論者以KCT的方式來表述指稱的因果理論，但克里普克本人早已預見這種形式的因果理論會招致的批評和修正。克里普克一方面強調：“我不打算給出一組適用于指稱這個詞的充要條件，這樣一組充要條件可能是永遠無法得到的”；另一方面，他同時又指出：“如果在這種圖景中補充更多的細節，那么它就可以變得精致一些，從而能夠為確定指稱提供更確切的條件”。

　　與克里普克式的言簡意賅的因果圖景不同，戴維特(M．evitt)積極鼓吹一個較為系統而精致的因果網絡理論，其中心觀點是：我們對某個名稱的當前使用，是通過社會因果機制借用了對該名稱的早先使用的指稱，這一觀點可表達為下述論題(下稱CT)：一個單稱詞項能指示某個對象，如果存在著連接著詞項的使用者和對象之間的因果性的指示鏈條，這一指示鏈條包括奠基、指稱借用和指示能力三個要素邙3。首先，所謂“奠基”(gruig)，是指存在著某個命名事件，目擊該命名事件的說話者S通過知覺到某對象而獲得了使用某名稱指示該對象的能力，這也就初始化了詞項的指示鏈。這一過程得以實現是由于當事人S與所命名的對象之間存在著知覺的因果關系，該因果關系的源頭就在于對象本身。其次，所謂“指稱借用”是指別的說話者從相對于命名事件在場的人那里習得使用該名稱的語義能力。這一習得過程主要是通過在會話交流中對名稱的交互使用來實現的。通過交流，要么是聽者獲得了使用詞項的能力；要么是，如果他原來已經具備了使用該詞項的一定的能力，現在通過確認、補充、校正等手段，就使得聽者對于使用該詞項指稱對象的語義能力得到了增強。

　　指稱的因果理論及其修正顯然，“奠基”和“指稱借用”細化了應克里普克的“指稱確定的命名儀式”和“指稱傳遞的交流鏈條”的直觀思想。但是，戴維特的改進之處在于他允許“多重奠基”，也即，命名儀式可以允許不止一次，指示鏈條因而可以回溯到不止一個源頭，這使得指稱傳遞實際上不是以單鏈而是以網絡的方式展開的。考慮下述例子。孿生嬰兒A和B出生的時候分別被命名為“張大雙”和“張小雙”，由于醫護人員的疏忽把兩人的名字牌搞反了，以后所有的人都把A稱作。張小雙”而把B稱作。張大雙”。這樣A實際上有兩次奠基，一開始是“張大雙”的命名儀式，其后則是“張小雙”的命名儀式。“馬達加斯加反例”顯然可用類似的方式來處理：我們只需把馬可波羅對于名稱“馬達加斯加”的誤解設定為另一次命名儀式，指稱變化的現象就能在原有框架下得到充分解釋。

　　但是我們發現戴維特的因果網理論至少面臨兩個困難。首先它并不能有效處理上述“拿破侖反例”。戴維特的理論沒有告訴我們，為什么兩次冒名事件發生在不同時間會帶來名稱“拿破侖”指稱不同的對象。根據CT，只要在因果鏈條中存在指稱轉移的現象，就伴隨著新的奠基，但CT無法將前述兩種不同情況下的指稱轉移的差別的本質予以區分。其次，指稱借用過程實際上是一個指稱性交流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需要聽者持有說話者關于指稱的信念，才能保證指稱的正確傳遞。事實上，關于指稱的信念的傳達也必定涉及到描述性信息，而不僅是單純的因果過程。我們看到，戴維特對此并非毫無察覺，因為他強調因果鏈條中傳遞的不僅僅是指稱對象，而且是使用名稱的語義能力，名稱的使用者正是通過因果鏈條來練習指示對象的能力。這樣一個指示鏈條很難說是純粹因果性的。下述問題仍然有待回答，即與名稱相關的描述性信息在確定指稱中是如何發揮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