貨幣政策中的泰勒規則論文

　　摘要：本文通過對Taylor提出貨幣政策中的泰勒規則的討論，分析發現Taylor規則拓廣了貨幣理論以及貨幣政策的研究在實際中的運用，認為泰勒規則具有明確的政策含義，即聯邦基金名義利率要順應通貨膨脹率的變化，以保持實際均衡利率的穩定性。并指出Taylor規則對我國的貨幣政策制訂的一些啟示。

　　關鍵詞：貨幣政策   Taylor規則   中介目標

引言

　　貨幣政策行動通過利率途徑對經濟產生影響是凱恩斯學派的觀點，關于利率作為貨幣政策中介目標以及利率對宏觀經濟影響方面，一直是國內外學者研究的熱點。

　　McCallum（1983）的實證研究認為利率是比貨幣總量更好的貨幣政策行為指標，因為利率吸收了貨幣總量預測能力(Litterman&Weiss,1985), Friedman & Kurrner (1992)通過VAR檢驗認為商業票據利率與三個月國庫券的利差對真實收入的預測能力不僅高于貨幣總量，而且顯著高于單獨使用其中任何一個利率。這證明了包含長短期利率信息的收益率曲線作為中介指標的重要性。隨后，Taylor（1993）提出泰勒規則，認為在各種影響物價水平和經濟增長率的因素中，真實利率是惟一能夠與物價和經濟增長保持長期穩定關系的變量。調整真實利率，應當成為貨幣當局的主要操作方式。

　　泰勒規則提出后，經濟學家們進行了大量的研究，部分是對實際貨幣政策進行理論概括，部分是對最優政策進行分析。Taylor（1999），McCallum(2000)采用歷史分析法分別使用美國、英國1962－1999年，日本1972－1998年經濟數據，對泰勒規則進行了檢驗，認為規則信息（rules messages）比目標變量更明顯依賴于指定的政策工具。Clarida, Gali and Gertler（1997，2000）采用反應函數法對泰勒規則進行了檢驗，對兩類國家G3(德國，日本，美國)，E3(英國，法國，意大利)貨幣反映函數作了估計，得到在不確定情況下的通脹目標優于固定匯率目標的結論，并以此為一種手段為貨幣政策去獲得一個名義錨（Nominal anchor）。Judd and Rudebusch（1998），Gerlach and Schnabel（1999），Nelson（2000）將歷史分析法與反應函數法結合起來，在分析貨幣歷史數據的基礎上估算中央銀行的反應函數。這些研究涉及到美聯儲，英格蘭銀行，日本銀行，德意志聯邦銀行，以及歐洲中央銀行等主要貨幣組織。Levin ,Wieland and Williams(1998)對美國數據進行仔細分析，得出聯邦基金利率一階差分對當期產出缺口、一年期平均通脹率及目標通脹率差值作出反應的規則，該規則在不確定情況下是穩健的，且一階差分規則優于Taylor（1993）規則。Christiano and Gust (1999)采用一些國家的經濟數據檢驗了泰勒規則的操作特征，得到當通脹增加時，名義利率增加大于1：1，當產出相對于趨勢變化時，利率沒有作出相應變化的結論。Lawrence Ball(2000)建立了在開放經濟條件下的政策規則，通過在泰勒規則方程中添加匯率變量來決定利率，央行選擇的政策工具是利率或貨幣條件指數。Giannoni and Woodford (2002)將工資與價格粘性引入泰勒規則，并考察了新規則的穩健性。Clarida,Douglas Laxton and Paolo Pesauti (2003)建立了一個簡單IFB(Inflation-Forecast-Based)規則，它不是依據直接均衡利率估計，而是對通貨膨脹預期給予較大的權重，結果表明這種規則比通常的泰勒規則表現好。

　　國內學者謝平，羅雄（2002）運用歷史分析法與反應函數法首次將中國貨幣政策運用于檢驗泰勒規則，得到泰勒規則可以很好地衡量中國貨幣政策運用水平的結論，并認為利率規則值與實際值的偏離之處恰恰是政策操作滯后于經濟形勢之時，建議泰勒規則可以作為中國貨幣政策的參照尺度，用以衡量貨幣政策的松緊。

　　綜上，通過國內外學者的研究成果我們可以看到，利率作為貨幣政策中介目標是有理論與現實基礎的，在我國進行利率市場化改革的今天，選擇一個恰當的利率市場化下的利率規則，是中央銀行制定和實施貨幣政策的重要前提條件，這是因為央行在掌握穩定的市場化利率規則后就可以很好地估計出利率變化對總產出、貨幣供應量水平以及物價水平等宏觀經濟變量的影響大小,從而有效地實現穩健貨幣政策的目標。也正由于此，國外有大量文獻來對利率市場化下貨幣政策規則進行研究。由于我國市場化改革歷史的局限性，國內在這方面的研究相對較少。本文試圖構建適合我國未來利率市場化條件下的穩健貨幣政策規則，為國家實施有效的宏觀經濟調控提供科學依據。

關于泰勒規則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美國聯邦儲備銀行基本上接受了貨幣主義的“單一規則” ，把確定貨幣供應量作為對經濟進行宏觀調控的主要手段。進入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后，美國宏觀經濟調控領域發生的最重大事件之一，就是預算平衡案被通過。在新的財政運作框架下，聯邦政府已不再可能通過擴大開支、減少稅收等傳統財政政策刺激經濟，從而在相當程度上削弱了財政政策對經濟實施宏觀調控的作用。這樣，貨幣政策就成為政府對經濟進行調控的主要工具。面對新的局面，美聯儲決定放棄實行了十余年的以調控貨幣供應量來調控經濟運行的貨幣政策規則，而以調整實際利率作為對經濟實施宏觀調控的主要手段。這就是現在美國金融界的“泰勒規則”（Taylor Rule，1993）。

　　Taylor（1993）認為，政策規則不一定是政策工具的固定設定或一個機械的公式，規則型行為是系統地（而不是隨機地）按照某一計劃實施貨幣政策。Taylor用一個簡單的政策規則來說明政策的制定，即一般的“泰勒規則”，其模型表達式為：

　　其中： 是中央銀行用作工具或政策目標的短期名義利率，即在一天或一周內能夠控制的利率； 是長期均衡的實際利率； 是最近期通貨膨脹率的均值(預期通貨膨脹率)； 是中央銀行目標通貨膨脹率； 是產出缺口。Taylor于1993年對美國1985－1992年的數據進行了檢驗，指定 ＝2％， ＝2％，而 是前四季度的平均通貨膨脹率，潛在產出則由實際GDP的對數進行線性趨勢擬合，于是模型變為：

　　他的研究發現：如果經濟實現充分就業，即產出缺口 ，且通貨膨脹率控制在目標值，即 ，則 ，經濟可保持在穩定且持續增長的理想狀態。如果通貨膨脹率高于美聯儲目標一個百分點，利率就應當提高1.5個百分點；如果實際產出低于潛在產出一個百分點，則利率就應該降低0.5個百分點。這種規則與聯邦貨幣政策實際操作擬合的很好。只有1987年，當美聯儲對股災做出反應時，規則值與實際值有一個較大的差距。因而，可以說美聯儲的貨幣操作是按照泰勒規則來進行的。

　　泰勒規則具有明確的政策含義，即聯邦基金名義利率要順應通貨膨脹率的變化，以保持實際均衡利率的穩定性。如果產出的增長率超過潛在水平，或失業率低于自然失業率，以及預期通貨膨脹率超過目標通貨膨脹率，則使實際利率 偏離實際均衡利率，貨幣當局就應運用政策工具調節名義利率，使實際利率恢復到實際均衡利率。在泰勒規則的指導下，美國對其貨幣政策進行了重大的調整，實行利率平滑貨幣政策：貨幣當局以實際利率作為貨幣政策中介目標，并通過控制短期利率，使之沿同一方向逐步小幅變動，而只在經濟運行情況變化時通過稍微改變利率的方向，給市場傳達明確的政策信號，促使市場自動進行調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