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維森意義理論是一種思想繼承性明顯的語義論，已之所以被譽為“當代語義學領域的一次革命性思想實驗”，在哲學界、邏輯學界、語言學界引起強烈反響，除了其本身所特有的創新性外，與其主要思想導源是分不開的。探討戴維森意義理論的主要思想導源，有助于我們弄清這一創新性理論的來龍去脈，從而全面而深入地理解該理論的深刻思想和重要影響。這一工作往往被我國學界所忽視，這勢必導致對戴維森意義理論的理解的簡單化和片面化。本文試圖立足于戴維森意義理論的思想內容及脈絡對這一重要問題進行初步探討，拋磚引玉，將戴維森意義理論的研究工作引向深入。

　　一、弗雷格的真值條件論—戴維森意義理論的基本立足點

　　戴維森意義理論的基本立足點來自弗雷格的真值條件論，即陳述一個語句的真值條件便能給出該語句意義的說明的觀點。戴維森的意義理論基于真值條件分析意義的方案所細致加以闡發的正是弗雷格的這個基本看法。

　　弗雷格出于探討數學的邏輯基礎的需要，提出了關于語句的真值條件語義論。這一思想的主要內容包括關于語言表達式的意義和指稱的思想及其貫徹的語義組合性原則。

　　弗雷格關于思想(語句的意義)和真值(語句的指稱)的論述是圍繞陳述句展開的。他認為，陳述句包含一個思想，思想就是陳述句的意義。他說:“我稱思想為某種考慮真的東西。”語句的意義即思想與語句的真值有關，是借助語句及其真值來說明思想的。那么，什么是語句的真值呢?弗雷格認為，“我把一個語句的真值理解為語句是真的或語句是假的情況。再沒有其他真值。”也就是說，語句的真值是語句的真或語句的假。這樣，弗雷格就明確區分了語句的意義和指稱。他舉例說，“晨星是一個被太陽照亮的物體”與“暮星是一個被太陽照亮的物體”這兩個語句都為真，即它們的指稱相同，但它們表達的思想不同，對于一個不知道晨星就是暮星的人來說，可能會認為其中一個語句是真的而另一個語句是假的。

　　弗雷格認為，一個語句的意義就是它具有它確實具有的真值而必須滿足的條件，即真值條件。他說:一個語句所表達的思想和涵義是由這個作為語句的名稱據以真的那些條件所確定的，這一名稱的涵義——思想——就是這些條件被付諸實現的思想。心這里，他顯然提出了這一思想:陳述句的意義——思想——陳述句的真值條件，從而為戴維森采用外延性意義理論研究思路提供了理論準備。

　　同時，弗雷格對語句的真值的語義論說明為我們提出了一種語義組合性思想。在構造形式語言時，他使用函數結構來處理自然語言語句的主謂結構。在自然語言中，概念和對象分別扮演了類似于函數和自變元的角色。簡單語句的基本語法形式是:專名+謂詞，這種形式就是一個帶有自變元常項的函數，可以用函數表達式它表示屬性屬于元組的情況。對于語句的語義解釋是，它們有意義和指稱。語句的意義是它的思想，語句的指稱是它的真值。語句是由主語和謂語構成的，因此語句的意義和指稱是由主語和謂語的意義和指稱確定的。主語由專名充當，謂語由概念詞或謂詞充當，因此，語句的意義和指稱是由專名和概念詞的意義和指稱確定的。專名和概念詞的意義就成了語句意義即思想的一部分。專名指稱的對象處于謂詞指稱的概念之下，例如，“天津是我國的直轄市”，其中的“是直轄市”是謂詞，我們可以說，“天津這個對象處于直轄市這個概念之下”。“‘是中’是一種性質”，只不過是“處于中這個概念之下”的另一種說法。這樣，弗雷格就給出了關于簡單語句的語義解釋。

　　就復合語句而言，弗雷格通過對思想的否定和思想的六種結構的分析，用自然語言刻畫了語句的語義邏輯系統。他在《思想結構》中一共探討了六種結構，這六種思想結構形成一個封閉的整體，其中第一種結構和否定在這里表現為原始組成部分。也就是說，以結構I和否定可以推出其他思想結構，這樣就可以把“邢和八”為初始命題聯結詞構造一個命題邏輯系統。

　　語義組合性原則即語義遞歸性生成原則，該原則揭示了語句生成的內在邏輯結構形式，已表明，通過特定的遞歸生成原則，我們可以從整體上把握一種自然語言所有語句的構成形式，從而從已掌握的有限初始表達式出發理解無限多個新的表達式。因此，這一原則為戴維森的意義理論試圖解釋一種自然語言的使用者的任一話語的目的提供了直接的.方法論指導。

　　戴維森認為，如果一種意義理論具有形如意謂的語句作為推斷，其中可被一個語句的結構描述短語所替代，可被一個指稱該語句的意義的單稱詞項所替代，那么，其形式表征是一個內涵表達模型，已是通過找出與語句組成部分相關的同義性概念給出整個語句的意義的。這實際上是在意義理論的范疇內討論意義，除了明顯的循環論證外，還會不可避免地出現一個像指稱論那樣對意義追問的無窮倒退的局面，顯然不符合他提出的有限公理化和無循環性的要求。而采用弗雷格早就告訴我們的真值條件表征意義便能克服這些缺陷，因為“真之謂詞的表征對所需要的那種〔遞歸性〕結構進行描述，并對自然語言的適當的語義學提供了一個清楚的、可檢驗的標準一種不過是為語言定義真的理論比起表面上的分析所表明的更接近于構造一種完全的意義理論。”這一斷言實際上是建立在弗雷格的真值條件說和語義組合性原則基礎上的，表明了它是戴維森意義理論的基本立足點。

　　二、蒯因的徹底的翻譯理論—戴維森意義理論的經驗解釋的理論基礎

　　戴維森明確承認，他在語義學領域中取得的重大成就在很大程度上應歸功于他的老師蒯因。他在《對真理和解釋的探究》的扉頁上寫道:“謹以此書獻給蒯因，沒有他，本書無以問世。”可以肯定的是，作為其意義理論重要組成部分的徹底解釋理論與蒯因的徹底翻譯理論有著不可否認的親緣關系。

　　大家知道，蒯因在其自然化認識論理論框架內，提出了旨在為自然語言提供一部從行為到語言的整體上相容的翻譯手冊的“徹底的翻譯”理論。它涉及一種極端的翻譯情形:在一種迄今對從未接觸過的語言的翻譯的情形下，沒有業已存在的翻譯手冊可供依憑，也沒有現存的字典可供借助，語言學家除了自己對陌生語言的說話者的行為觀察之外沒有任何其他的翻譯證據。蒯因設計了一個叢林語言學家翻譯土著語言的情形:叢林語言學家對這種語言的翻譯只能從與刺激條件直接相聯系的語句即觀察性場合句開始，把聽到的語句和看到的言語刺激聯系起來，然后通過問詢方式，觀察說話者的言語行為傾向，即說話者在特定的刺激條件下贊同與不贊同的行為反應，通過不斷反復的刺激和觀察，逐漸建立起這種語言與語言學家母語之間的語詞對應關系，編纂一部翻譯手冊。這是一部基于刺激意義的翻譯手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