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大夫是中國古代歷史上一個重要階級或階層或集團。近年來，與士大夫相關問題的研究有許多，但恰恰對士大夫本身的研究不多見。特別是有關宋以前士大夫的研究，成果更少。閻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以下簡稱為《史稿》)是其中的重要一部。在書中，作者對士大夫有一個簡單定義，即：士大夫是“官僚與知識分子這兩種角色的結合”。“知識分子”有時也用“文人”代替。《史稿》認為，在經過復雜的政治文化變遷——主要是儒生與文吏的融合——之后，“帝國時代的儒生官僚士大夫階級，以及由其承擔的士大夫政治，就演生出來了”。《史稿》進而分析了士大夫在漢以后的發展變化，指出在中古時期，士大夫“幾乎成了士族的同義語”，“隨著士族的衰微和社會流動的活躍，科舉制度破土而出”，士大夫官僚政治“發展到更成熟的形態”①。

　　對這種“士大夫”在不同歷史時期含義的差別，包弼德《斯文：唐宋思想的轉型》一書也有簡潔說明。書中說：在7—12世紀這六個世紀中，“那些自稱‘士’、‘士人’或‘士大夫’的人支配了中國的政治與社會”，“然而，士的身份隨時代而變化。在7世紀，士是家世顯赫的高門大族所左右的精英群體；在10和11世紀，士是官僚；最后，在南宋，士是為數更多而家世不太顯赫的地方精英家族”②。包弼德的定義不太精確。首先，他將“士”、“士人”、“士大夫”混為一體，沒有區分他們之間的細微差別。第二，所謂“高門大族所左右的精英群體”，所指也不太明確。到底是“高門大族”呢還是“精英群體”？③ 雖然如此，包氏指出“士”(在他看來“士”就等同于“士大夫”)在不同時期具有不同含義，對理解“士大夫”在不同時期的不同含義還是有啟發和幫助的。

　　兩本專著都沒有具體研究唐代的“士大夫”，但它實際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我們今天所理解的“士大夫”，只是在經過唐代的發展變化后，才固定下來。因此，唐代的“士大夫”到底有何含義？它作為一個階級或階層與宋代相比到底有何特點？解決這些問題，對認識唐代社會的階級或階層狀況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

　　現在學術界都在講“研究范式”、討論在研究中應使用西方概念還是東方概念的問題。我以為，要研究中國歷史，首先還是要立足于中國人在歷史著作中使用的概念，要認真探討歷史著作中所用詞匯的真正含義并作為研究其他問題的`起點。這也是本文的一個宗旨。換句話說，本文是從分析詞匯入手去研究唐代的“士大夫”問題，重點在唐代“士大夫”的特色及其變化，而并非去研究有關士大夫的全部問題。

　　由于電子計算機技術的普及，使我們對這一問題的研究擁有了比前人更大的便利。本文主要以兩《唐書》為中心來進行研究，首先要做的，就是通過電腦來檢索“士大夫”在兩《唐書》中的使用情況。④

　　通過檢索我們知道：“士大夫”一詞，在《舊唐書》中出現了28次，在《新唐書》中出現了46次。若同時再檢索《宋史》，我們發現“士大夫”一詞在《宋史》中出現了316次。雖然三部正史的份量不同，⑤ 但《宋史》使用“士大夫”一詞遠多于兩《唐書》應該是無庸置疑的。這說明士大夫階級⑥ 在宋代已經形成并成熟；“士大夫”一詞在宋代已經是一個概念相對清楚、含義比較明確的稱謂了。《新唐書》作于宋代，不能不受到時代的影響。因此讓我們感興趣的，不僅是《新唐書》使用的“士大夫”一詞要多于《舊唐書》，而且是在兩書共有的記載中，《新唐書》將《舊唐書》的哪些詞改成了“士大夫”；同時，又將《舊唐書》的哪些“士大夫”改為其他詞。這些改動構成了“士大夫”一詞在唐宋間的詞義變化，當然它也就是士大夫階級所具有的內涵發生變化的直接反映。

　　首先來看一個統計，即在《新唐書》46處與《舊唐書》28處“士大夫”中，二者異同的情況：

　　新唐書：與舊唐書相同者10處；與舊唐書不同者18處；舊唐書無相應記載者18處。

　　舊唐書：與新唐書相同者10處；與新唐書不同者7處；新唐書無相應記載者11處。我曾認真分析了以上統計中的前三項，即二書相同的10處，以及二書不同的18處和7處。將這些記載乃至分析全部寫出，是頗費篇幅的，因此這里只根據二書不同的18處和7處舉例略作分析。

　　我們先看《新唐書》將《舊唐書》的哪些詞改成了“士大夫”。經過分析，我們發現《新唐書》將《舊唐書》所記一些“士”人，特別是與武將相對的讀書人，改成了“士大夫”。例如《舊唐書》卷六○《江夏王道宗傳》云：“道宗晚年頗好學，敬慕賢士”⑦；《新唐書》卷七八同傳改為“道宗晚好學，接士大夫”⑧。顯然，《新唐書》認為好學之士就是“士大夫”，而《舊唐書》并不這么認為。同樣的例子還有《舊唐書》卷五七《李安遠傳》，說李安遠“晚始折節讀書，敬慕士友”，《新唐書》卷八八同傳則改為“晚乃折節向書，從士大夫”。這里的“士大夫”也有讀書人的意思。簡單地說，在《舊唐書》那里，無官的讀書人不能稱為“士大夫”，而只能稱為“士”；在《新唐書》那里，只要是讀書人，無論是“官”與否，都可以稱為“士大夫”。

　　更多的，是《新唐書》將《舊唐書》所記某些負有輿論評判責任的群體改成了“士大夫”。例如：

　　1. 《舊唐書》卷一七七《崔從傳》說他“四為大鎮，家無妓樂，士友多之”；《新唐書》卷一一四同傳改為“位方鎮，內無聲妓娛玩。士大夫賢之”。

　　2. 《舊唐書》卷一○一《張廷珪傳》有“時制命已行，然議者以廷珪之言為是”的說法，而《新唐書》卷一一八則改后句為“士大夫服其知體”。

　　3. 《舊唐書》卷一三二《李澄傳》說他“每上疏連稱二封，頗為時人所哂”；《新唐書》卷一四一改為“每上章，必疊署二封，士大夫笑其野”。

　　以上例子說明，唐人心目中那些左右著輿論的“士友”、“議者”、“時人”等，到了宋人心目中都是“士大夫”。換句話說，在北宋歐陽修的時代，他們心目中的“士大夫”除了是文人外，還應該是能以社會輿論影響時政的群體。這一點很重要。它是唐代“士大夫”所不具備的內涵。

　　下面我們再看看《新唐書》將《舊唐書》的“士大夫”又作了怎樣的改動。

　　《舊唐書》卷六五《高士廉傳》引唐太宗的話，說山東大姓“全無冠蓋，猶自云士大夫，婚姻之間，則多邀錢幣”；《新唐書》卷九五同傳改為“不復冠冕，猶恃舊地以取資”。這里，《新唐書》將《舊唐書》的“士大夫”改成了“舊地”。這也就是說，唐人心目中的“士大夫”，在宋人心目中是“舊地”，是“高門”，是“士族”。同樣的例子還有《舊唐書》卷八二《李義府傳》。《傳》中說“太宗命吏部尚書高士廉……等及四方士大夫諳練門閥者修《氏族志》”，又說李“義府恥其家代無名，乃奏改此書……更名為《姓氏錄》。由是搢紳士大夫多恥被甄敘”。《新唐書》卷二二三上同傳改前者為“高士廉……修《氏族志》”，刪去了《舊唐書》中“四方士大夫諳練門閥者”一段話；改后者為“搢紳共嗤靳之”，在《舊唐書》的“搢紳”后面刪去了“士大夫”一詞。這也說明唐人心目中的“士大夫”是“高門”“士族”⑨，而宋人顯然不同意，所以將其刪改。

　　按“士大夫”指“高門”或“士族”，是南北朝舊義。《顏氏家訓》卷四《涉務第十一》有云：“梁世士大夫，皆尚褒衣博帶，大冠高履，出則車輿，入則扶侍……及侯景之亂，膚脆骨柔，不堪行步……坐死倉猝者，往往而然。”⑩ 這里的“士大夫”顯然指門閥士族。到唐代特別是唐前期，如上所分析的那樣，“士大夫”仍然指士族高門。我們還可以再舉一例：《隋唐嘉話》卷下有云：“代有《山東士大夫類例》三卷，其非士族及假冒者，不見錄。”(11) 這里的“士大夫”指“士族”就更明顯了。此后隨著時代的發展，“士大夫”一詞中“士族”的含義越來越淡薄，到宋代，一般就不再用“士大夫”來指稱“士族”即“舊地”、“高門”了。

　　同時，在唐代特別是唐前期，“士大夫”一詞還沒有“承擔輿論評判責任群體”的含義。那么此時，指稱那些承擔輿論評判責任群體的是什么詞匯呢？除去前面提到的“士友”、“議者”、“時人”等外，使用更多而且更固定的詞匯，我想應該是“士君子”。

　　我們查《舊唐書》，“士君子”出現了23次，幾乎與“士大夫”一樣多。檢查這些“士君子”的用法，發現他們無論有官與否，多是一些有操守、并承擔著社會輿論責任的群體。因此我們在《舊唐書》中看到，像“無士君子器”(12)，“無士君子之檢操”(13)、“有士君子之風”(14) 這類品評操守的詞句時有所見；而像“士君子重之”(15)、“士君子多之”(16)、“士君子是之”(17)、“士君子罪之”(18)、“士君子少之”(19)、“士君子稱之”(20)、“士君子惜之”(21) 這類左右社會輿論的詞句更是出現頻繁。“士君子”的這些操守和在社會上所起的作用，在北宋人看來，都應是“士大夫”的品質和責任。因此《新唐書》中的“士君子”只出現了5次，比起“士大夫”的46次來，就少多了。到《宋史》，“士大夫”如前所述出現了316次，而“士君子”僅出現了12次。

　　由此我們或可以說，唐宋間“士大夫”一詞含義也是這個階級最大的變化有二：一是“士大夫”由“士族”、“舊地”變成了文人官員；二是“士大夫”除文學或禮學修養外，社會對其操守品質，以及評判的、輿論的責任有了進一步要求。這后一點，在北宋的“士大夫”那里能看得很清楚。

　　我們還可以作另一個比較以為旁證。

　　唐宋兩代皇帝都曾以詔書的形式對臣下進行過訓誡，但訓誡的內容則小有差別。就唐代而言，尚無以“士大夫”為對象的訓誡。皇帝訓誡的對象多為內外群官。唐玄宗開元十三年(公元725年)《東封赦書》說：“朕……思與公卿大夫，上下葉心，聿求至理”(22)，依靠的是“公卿大夫”，也就是官員(23)。唐穆宗在長慶元年(公元821年)頒布《誡勵風俗詔》，批評“卿大夫無進思盡忠之誠，多退有后言之謗。士庶人無切磋琢磨之益，多銷鑠浸潤之讒”(24)，更把天下人(除皇帝外)大致分為“卿大夫”和“士庶人”兩個階級。前者是官員，后者是民眾。從中看不到“士大夫”階級的存在。這也就是說，唐朝皇帝關注的仍然只是官員，而不太強調有一類較特別的官員即“士大夫”。此外，唐代皇帝對官員的訓誡也以懲罰為主，在詔書中多有“從今已后，有犯必繩，朕不食言，爾無荒怠”(25)、“自今已后，內外官有犯贓賄至解免已上，縱使逢恩獲免，并宜勿齒終生”(26) 之類的語言，而很少令其反躬自省。

　　到北宋，情況就有所不同。從誡勵的對象看，除百官外，已有直接以“士大夫”為對象者，如仁宗寶元元年(公元1038年)有《誡勵士大夫詔》(27)，徽宗政和元年(公元1111年)有《訓飭士大夫御筆手詔》等。在皇帝的詔書中，“士大夫”常被認為是依靠對象，像“士大夫者，朕之所恃以共理”(28)、“共治者，惟吾士大夫而已”(29) 之類的話就屢見于詔書。而且，詔書對士大夫的批評，很多是操守問題，例如“今吾士大夫，間乃違古人厚重之守，蹈末俗薄惡之為”(30)，“比聞士大夫所為……茍于祿利為有得，則一切不顧義理之是否”(31) 等。對他們的訓誡也以求其名實相符、責其修身自省為主。例如要求士大夫“因行察言，緣名責實”(32)，“務敦修于行實，無過事于言華”(33)，“公乃心、窒乃欲……修身勵節”(34) 云云。這些批評和要求在唐代皇帝的詔書中是很少有的。

　　由此或可旁證：到宋代，士大夫不僅已是一個明顯的階級、成了皇帝依靠的對象，而且這一階級除去能文學、是官員外，更重要的是要有操守。“節行”和“廉恥”(35) 是這一階級成熟亦即有了自己階級特色的一個重要標志。而這在唐代還是很少看到的。

　　總結一下本文：“士大夫”一詞在北朝時期多指門閥士族，至唐初亦然。逐漸地，“士大夫”開始主要指稱官員，特別是“熟詩書、明禮律”的官員(36)，但并沒有形成一個有固定特色的階級。社會對他們還沒有一個統一的要求。他們也不是社會輿論的主要擔當者。這時，一般仍認為社會大致由“公卿大夫”和“士庶人”兩大階層構成。“公卿大夫”是官員，其中文人色彩比較濃的逐漸被稱為“士大夫”(37)。至于“士庶人”中的“士”則多非官員，其中的佼佼者既有操守，又承擔著社會輿論職責，被稱為“士君子”。

　　到宋代，“士大夫”不再指門閥士族，甚而成了士族的對立面。宋代的“士大夫”具備了唐代“士君子”所具有的操守和左右輿論的能力，成為一個成熟的有自己固定特質的階級，是皇帝統治依靠的基本對象。

　　唐宋時代“士大夫”的不同告訴我們，在提到唐代的階級或階層時，最好不要泛泛使用“士大夫”一詞。因為在唐代，應該還沒有形成宋以后意義上的一個“士大夫”階級或階層。唐代“士大夫”稱謂中包含了許多舊的含義和新的因素，是一個不確定的稱呼。(38) 只是到了宋代，我們說這一階級或階層才真正形成了。

　　這樣，我們就從唐宋間“士大夫”一詞的變化看到了唐宋間社會的變化、階級或階層的變化，以及風俗和時尚的變化等等。至于“士大夫”一詞的具體變化過程，以及當時人在不同時期對這一詞匯的不同用法，關系到唐代“士大夫”演變的階段性，筆者打算在另一篇文章中再作進一步地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