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驗與陳述的關系并非歸納或演繹的邏輯關系，因此科學的經驗基礎就構成一個難題。僅僅把科學看作命題體系的觀點不能解決這個難題，同時經驗主義的平臺也不能提供任何通道?？茖W本質上是一種實踐活動，惟有語用學和解釋學的平臺才能為這個難題提供解決方案?？茖W的實踐性、公共性、主體間性、情境性為理解庫恩的范式理論提供了線索：自然科學具有解釋學的基礎。勞斯進一步主張：自然科學本身就是解釋學的事業，科學是不斷重構的敘事。科學的解釋學與客觀主義形成對立，而這并不必然使科學滑入相對主義。伯恩斯坦提出了超越客觀主義與相對主義的方案：解釋學本身就為這種超越提供了資源，解釋學循環恰恰對科學范式的開放性提出了要求。

一、 經驗與陳述的邏輯鴻溝

　　自然科學被公認為經驗科學，但是，科學哲學家對“什么是經驗”、“如何進行檢驗”等問題并沒有統一的意見。波普爾把經驗基礎問題界定為“關于個別陳述的經驗性質以及如何檢驗它們的問題”。（[1]，30）經驗基礎問題涉及經驗（或觀察）與基本陳述（或觀察命題）的關系、陳述與陳述的關系這兩個層面的問題，它構成科學哲學的基礎性的問題。

　　邏輯經驗主義預設了某種中性經驗或者說無主體的經驗以及描述這種經驗的中性語言。邏輯經驗主義處理經驗與陳述的關系的典型方式是邏輯原子主義式的，基本經驗或原子事實與基本陳述之間存在著一一對應的關系。以此為前提，它用形式邏輯的方式處理基本命題與理論命題的關系，提出其科學檢驗和科學劃界的原則即證實原則，主張科學理論與基本命題之間存在著歸納證實的邏輯關系。作為其弱化形式的概率論仍然堅持中性經驗和中性語言的設定。

　　波普爾對邏輯經驗主義的批判集中于基本命題與理論命題的邏輯關系層面，他對歸納主義的證實原則的駁斥在邏輯上是無可反駁的：任何普遍的科學的理論命題都是不能由有限數量的觀察命題得到證明的。經驗與陳述的關系這一層面并非波普爾的主要關注點，但他對此也有所反思。他認識到經驗與陳述之間并不存在類似于陳述之間的邏輯關系，經驗與陳述之間存在著一個似乎不可跨越的鴻溝。經驗并沒有直接的證明作用，“陳述只能由陳述從邏輯上加以證明”。（[1]，31）“由于要求基本陳述和其它科學陳述具有客觀性，我們將剝奪了我們自己本來希望把科學陳述的真理性還原為我們經驗的任何邏輯手段。”（[1]，33-34）簡言之，一切基本命題（或觀察陳述）的真值是無法從經驗上予以確證的，所謂科學的檢驗——基本命題對理論命題的證明或證偽——就喪失了原有的基礎。

　　拉卡托斯在《科學研究綱領方法論》一書中對經驗基礎問題作了富有啟發的分析。他指出，獨斷證偽主義是站不住腳的，因為它的基礎包含兩個錯誤的假設。第一個假設是：理論命題和觀察命題之間有著自然的、心理的分界。第二個假設是：觀察命題是由事實得到證明的，正確的。實際上這兩個假設對邏輯經驗主義同樣有效。拉氏駁斥了這兩個假設。他認為，觀察命題與理論命題并非如通常所以為的那樣直接來源于中性的、純粹的經驗，觀察滲透著理論預期，觀察命題以更高層次的理論為背景。針對第二個假設，拉氏指出，“觀察”命題的真值是無法明確決定的，“任何事實命題都有不能由實驗得到證明，命題只能由其它命題導出；不能由經驗來證明陳述，‘就象不能用敲桌子來證明陳述一樣’”。（[2]，21）他進而斷言：“因而，我們既不能證明理論，也不能證偽理論。軟的，未經證明的‘理論’同硬的，業經證明的‘經驗基礎’之間的分界是不存在的：一切關于科學的命題都是理論的，而且都是不可避免地可錯的”。（[2]，22）

　　科學的可錯論無疑為懷疑主義、非理性主義敞開了大門。那么，如何實現可錯論與科學合理性的調和呢？約定主義的策略似乎不可避免。波普爾既承認科學理論的可錯性，又試圖堅持科學的批判理性。他必須決定如何把受檢驗的理論與不成問題的背景知識區分開來，背景知識中的理論將獲得“觀察的”地位，作為檢驗其它可懷疑理論的基礎。波普爾強調背景知識在科學活動中的地位并承認其約定性：“批判永遠不會從無開始?！懻搯栴}時我們總是承認（但愿只是暫時地）各種不成問題的東西，它們暫時為討論這個問題而構成我稱之為背景知識的東西。在我們看來，這種背景知識很少始終絕對不成問題的，它的任何一部分在任何時候都可能受到挑戰”。（[1]，205）批判總以特定時空下的背景知識為前提，并保留著對這些背景知識提出上訴的權利?？茖W知識的增長就處于這種約定與批判的循環之中。但無論如何新理論總是以其真值不確定的理論為基礎，因而這樣建構的理論大廈歸根結底是缺乏基礎的。拉氏很幽默地表達了這種懷疑：“我們的方法論證偽主義者驕傲地拒斥了這種逃避主義：他敢于不減可錯論之威，且又敢于以大膽的、冒險的約定主義政策毫無教條地避開了懷疑論。他完全知道所冒的危險，但他堅持人們必須在方法論證偽主義和非理性主義之間作出某種選擇。他提出了一場幾乎沒有希望贏得的戰爭，但聲稱說參加這場游戲比放棄這場游戲還是要好些。…有人甚至會說，方法論證偽主義與獨斷證偽主義的不同就在于它是空講可錯論！”（[2]，41）

　　可錯論、約定論和對背景知識的實用主義的強調都是由科學的經驗基礎問題導出的合理結論，是對科學的理解的一種進步。而波普爾之所以有“空講可錯論”之嫌疑，其根源在于他僅僅局限于陳述間的邏輯證明（或證偽）層面，而放棄了對經驗與陳述的關系作出合理說明。鑒于經驗與陳述之間的邏輯鴻溝，任何回避而不予解釋的科學合理性理論都是空中樓閣。

　　那么，科學的經驗基礎問題究竟能否被解決呢？答案是；在經驗主義的平臺上該問題無法得到解決。經驗主義的根本性難題在于，它導致了唯我論的困境。經驗主義所謂的經驗不過是個人化、私人化的經驗，而這種經驗并非是主體間有效的：我的經驗不同于你的或他的經驗，所謂的經驗檢驗也就不是主體間有效的。因此，擺脫該困境必須引入主體間性以及語言的公共性。當我用私人語言說“這朵花是紅的”的時候，別人無法理解“紅的”代表著什么感覺；而當我用公共語言說出這句話，并得到大家的認可時，這句話才變得有意義、主體間有效了。因此，惟有在語言學、尤其是語用學的平臺上經驗基礎的問題才能得到解決，或者說該問題不存在了。經驗主義考查命題是否為“真”，而在新的平臺上則考查命題是否“有效”。這涉及科學觀念的根本性的轉變：科學是一種實踐活動，其主體不是單個的科學家而是科學共同體，科學理性也是情境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