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加的夫語法是系統功能語言學的一種重要模式。學界普遍認為其發展之處主要在于功能句法，彌補了系統功能理論在句法描寫上的不足。然而本文認為，加的夫語法不是對 Halliday 模式的簡單修正，而是在發展其模式的同時建構了一套自成體系的整體語言及其使用模式，在其它多方面發展了系統功能語言學： 在語義上，將及物性、語氣、主位等系統進行了語義化和精密化描寫，并拓展了 Halliday 的元功能思想； 在認知上，將語法研究融入認知模式，并整合了個體認知和社會文化模式； 在適用性上，發展了自然語言的計算機生成模式，并提供了嚴密的語篇分析程序和檢測方法。

關鍵詞： 加的夫語法； 系統功能語言學； 語義； 認知； 適用性。

1. 引言。

　　加的夫語法是在 Halliday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著述中發展起來的，被認為是系統功能語言學的另一種模式（ 黃國文，2008; 何偉 張敬源，2010; 張德祿，2011） .Halliday 認為加的夫語法是系統功能語言學的重要“方言”（ Fawcett,2008: 12） .Matthiessen（ 1995: 755） 認為 Fawcett 發展了一種全面的英語系統功能語法，是 Halliday 模式的另一選擇（ alterna-tive） .Hasan 等人（ 2007: 710） 認為其是系統功能語言學的重要“語域”.目前對加的夫語法貢獻的評論主要集中在功能句法研究方面。黃國文（ 2008: 98） 認為“加的夫語法是系統功能語言學的一個組成部分，它的創新點主要在于試圖改進或修訂韓禮德的系統功能語言學理論中的‘詞匯語法’部分”; 何偉和張敬源（ 2010: 151） 認為“從有關文獻看，加的夫模式主要探討的是功能句法的理解和生成”; Halliday （ 2013a: 46） 評論說“Robin Fawcett 的視角主要是出于句法考慮”.雖然部分學者也提及到加的夫語法發展了一種把形式和功能一體化的研究模式，具有形式和意義的雙向性、互動和認知的統一性（ 張德祿，2011; 張德祿 何繼紅，2011） ,但也只是點到為止，沒有作具體闡釋。我們認為加的夫語法在系統功能句法方面的重要貢獻毋庸置疑，但對于把理論生成和語篇描述視為一體的加的夫語法來說，其對系統功能語言學的發展不局限于句法。鑒于此，本文將系統梳理加的夫語法在功能句法之外的其它方面的發展，意在引起學界的關注，使加的夫語法得到更為全面系統的評價。

2. 加的夫語法對系統功能語言學的發展。

　　作為加的夫語法的主要建構者 Fawcett,曾不止一次地致謝 Halliday 對他語言理論模型建構的影響，認為加的夫語法和 Halliday 現有的語言理論有著相同的歷史根源，本質上共享相同的基本概念（ Fawcett,2008: 13） .我們認為，加的夫語法在本質上繼承和融合了系統功能語言學特別是 Halliday 早期（ 1966; 1968; 1970a; 1970b） 的基本思想，如縱聚合關系比橫組合關系更基本的思想、意義即選擇的思想、多功能思想、語法和詞匯的漸變體思想、語調也是詞匯語法的一部分的思想等，與 Halliday、Martin、Hasan 等現有的系統功能理論模式有著一脈相承的淵源關系。但在充分理解和繼承的基礎上，Fawcett 堅持認為每一位語言學者都有根據語言證據建構自己的語言及其使用理論模式的責任。進而以 Fawcett 為代表的加的夫語法學者勇于創新和突破，使系統功能理論在多方面得到了縱深發展。本文將從語義研究、認知研究和適用性研究三方面來梳理加的夫語法對系統功能語言學的發展。

　　2. 1 語義研究。

　　Halliday （ 1994 /2000: F43） 指出“語言是一種意義系統，意義由其伴隨的形式體現，問題應該是‘意義是如何表達的？',即形式是表達意義的方式，而非目的。”Halliday （ 2006:444） 再一次指出“系統功能語法的理論導向是功能和語義而不是形式和句法，其研究范疇是基于使用而非語法性（ grammaticality） .”因而，系統功能語言學的基本理論目標就是研究和探索意義系統，不斷把語法“向語義推進 （ Halliday,1994/2000: F45） ”.Fawcett（ 2008: 15） 認為一個好的功能理論必須在功能和形式上都有解釋力，因為語義是句法的生成基礎。因而，加的夫語法在強調句法的重要性的同時，其關注的焦點是語義，在句法分析中堅持以語義為中心，即認為“選擇即意義”（ Fawcett,2008: 42; Halliday,2013b: 15） .我們認為加的夫語法對系統功能語言學語義研究的發展主要體現在兩方面： 一是把及物性、語氣、主位等系統不斷向語義化方向拓展； 二是細化和延伸了三大元功能。

　　2. 1. 1 系統的語義化拓展。

　　雖然 Halliday（ 1994/2000: F45 - F46） 為系統功能語言學確立了基本的理論目標，即建立功能語義學，以實現對“意義系統”的描寫，但他顯然對這一理論目標缺乏信心，認為“就目前的知識狀況來說，我們還不能描寫一種語言的語義系統，而只能對某個語篇的語義進行描寫或對有限語域的語義系統進行描寫，這樣的語義描寫仍然是局部的，但我們可以描寫語言的語法系統（ Halliday,1994/2000: F46） .”因而，Halliday 意義上的及物性、語氣、主位系統仍然只是停留在語法層面，徘徊在語義和形式之間，并沒有被完全“推向語義”.顯然這種退而求其次的研究并不能真正揭示語言使用的本質（ 房紅梅，2014） .也正是由于詞匯語法層在語義和形式之間的模糊性，使得 Halliday 把及物性、語氣、主位等系統看作“語義”的同時，又努力在詞匯語法層之上建構另外一層“語義系統”,以真正實現對語言語義的系統化描寫，從而使語言在各層次（ 語義、詞匯語法和音系） 中都有自己的系統和結構。目前諸多學者仍然在為詞匯語法層之上建立語義系統而努力（ Martin,1992; Matthies-sen,1995; Halliday & Matthiessen,1999; Halliday ,2014）。

　　由上可見，Halliday （ 1966; 1970b） 只是開拓性地提出了及物性、語氣、主位等詞匯語法系統，對其語義化并沒有定論。在這種情況下，Fawcett （ 1980: 39; 2000: 57） 認為在及物性、語氣、主位等系統之上再次增加語義層只會使語言理論更加復雜化，難以體現 Halliday把語言視為意義潛勢和“意義即選擇”的系統思想。于是 Fawcett 另辟蹊徑把系統看作語義，語義通過“體現組成部分（ realization component） ”和形式（ 如句法、詞項、語音） 相連，明確區分了語言的語義層和形式層，視語義和形式之間為體現關系，并認為任何語義特征必須在形式上有所體現。因而，Fawcett 采取了和多數系統功能學者不同的路徑，并沒有把語言的內容層再次層次化為語義層和詞匯語法層，而是把系統視為意義潛勢，認為系統網絡的特征是語義的，是句法（ 形式） 的生成基礎，并力圖對 Halliday 意義上的及物性、主位、語氣等系統進行語義化，以實現對“語義系統”描寫的終極目標。這也許是 Fawcett 和 Halli-day 在“系統”思想上的主要區別，即表現為“系統的語義化”和“語義的系統化”對立。然而在“系統的語義化”道路上，加的夫語法所面臨的困難是巨大的，特別是 Halliday 意義上的“語法隱喻”的語義化和系統化問題，即意義和形式的非一致式體現關系問題。Fawcett等堅持系統功能理論以“語義為中心”的出發點，從共時視角，對 Halliday 意義上的語法隱喻提出了新解，認為沒有必要對一個小句進行雙重分析，而是可以通過對語義系統的精密描寫而“消解”語法隱喻（ Fawcett,2008: 164/256） .比如，在 Halliday 模式中，Can you passthe salt? 小句有雙重分析方式： 首先被分析為疑問語氣，體現[問題]; 然后再分析為祈使語氣，體現[命令].但從共時來看，把該句分析為疑問語氣，確有依賴“形式”而非“功能”之嫌，不太符合功能思想。因而從功能視角，語法隱喻概念確有包含的內容過多，甚至相互對立，無法解決語言和語法形式無法割裂以及語義和語法形式的合理融合問題（ 王馥芳，2013） .加的夫語法以語義為中心，根據語義把語法隱喻現象直接寫進語義系統，正視了Halliday 模式對語法隱喻在語義描寫上的系統化問題，至少使系統功能語言學的語義化和系統化研究向前邁出了重要的一步。

　　除了對及物性、語氣、主位等系統進行語義化之外，加的夫語法從整體語言理論模型的視角，認為系統功能理論需要一個統一的語義系統網絡，這才能反映系統功能理論以功能和語義為導向的理論原則（ Fawcett,2009: 19） ,進而試圖對語義系統進行更為精密地描寫，不斷擴展及物性、語氣、主位等系統。Tucker （ 1998） 對性狀詞組進行了精密的語義化系統描寫； Neale （ 2002） 對英語的及物性系統進行了基于動詞語義的精密描寫； Fiona （ 2002）對狀語進行了基于語料庫的詳細語義描寫； Fawcett （ 2007; 2009） 對英語主位系統和語氣系統進行了非常精密化描寫。雖然加的夫語法在系統的語義化和精密化描寫上仍需完善，但其為此所作的努力和貢獻無疑是巨大的。

　　2. 1. 2 元功能的細化和延伸。

　　語言的多功能思想是系統功能語言學的重要思想之一。Halliday （ 2014: 30） 認為語言具有概念、人際和語篇三大元功能。概念功能用來識解人類經驗，人際功能用來踐行（ en-act） 社會關系，語篇功能用來建立語篇序列、組織遞歸流動、創造銜接和連貫。Halliday 認為小句的意義由其整個功能結構配置進行識解和體現； 主位（ Theme） 、主語（ Subject） 和行動者（ Actor） 不是孤立地體現意義，而是與同一股意義的其它功能相聯系。比如在 I caughtthe first ball. 小句中，由名詞詞組 I 體現的行動者，只有在把動詞詞組 caught 解讀為過程（ Process） ,名詞詞組 the first ball 解讀為目標（ Goal） 時才有意義。雖然 Halliday 把語言的多功能性高度概括為三大元功能，但在小句的分析上，則給出了 7 行甚至更多的分析方式，即把概念功能之下的經驗功能和邏輯功能，人際功能之下的歸一度、語氣、情態等，語篇功能之下的信息和主位分開處理。這間接說明了小句多股語義的相對獨立性。Fawcett（ 2008: 171/246） 認為把小句的多股意義統一概括為概念、人際和語篇三種略顯冗余，并且帶有一定的誤導性（ 以為小句只有三股意義） ,其實小句多股意義多與小句的單一成分相關，而不是總由整個小句結構體現。加的夫語法進而提出了經驗、邏輯關系、人際、否定性、效度、情感、主位、信息“八股意義”,各種意義分別由不同的系統體現。

　　經驗意義呈現的是“小句是關于什么的”的意義，表現為情景中的某個過程，主要由及物性系統、環境系統、控制和傾向系統、時間系統體現。邏輯關系意義表達小句間或小句成分之間的邏輯關系，由并列系統、依賴系統、外部邏輯關系系統體現。人際意義表達言語互動者之間交際角色的選擇，由語氣系統體現。否定性意義表達肯定和否定意義，由歸一度系統體現。效度意義表達發話者對小句命題的評判，主要由核心和助動詞效度系統、狀語效度系統體現。情感意義表達發話者的情感和評價，主要由情感狀語系統體現。主位意義是發話者選擇什么作為主位的意義，由主語主位系統、標記性參與者角色主位系統、狀語主位系統和整合、強勢主位系統體現。信息意義是關于句子的新信息是什么的意義，由可復原性系統、無標記新信息系統、對比新信息系統和信息狀態系統體現。加的夫語法對小句的多股意義的分析如圖 1 所示①：

　　如圖 1 所示，小句的多股意義由小句結構中的特定成分或一組成分體現，充分顯示出小句的語義和形式的相互依賴性。加的夫語法對 Halldiay 模式的元功能進行了新的解讀，提出了八股意義，重新審視了從小句整個功能結構配置對意義進行識解和體現的局限，發展了 Halli-day 的語言多功能思想，對解釋語言的實際使用更具說服力，是對三大元功能的細化和延伸。

　　2. 2 認知研究。

　　語言學研究中認知范式的興起，從上個世紀五十年代開始，到八十年代末成形，已經是一個比較成熟、學派林立的語言學分支學科了（ 束定芳，2008: v） .在此背景下，系統功能語言學對認知或認知語言學到底持何觀點，成了亟待回答的問題。長期以來，學界認為系統功能語言學理論缺乏對認知的考察，其實這是一種誤解，系統功能語言學還是關注認知的。Halldiay 早在 1967 年便談到及物性和認知的關系，認為及物性是有關認知內容選擇的集合，是對語言外經驗的語言表達（ 胡壯麟，2014: 45） .Halliday 關于認知的評述和觀點散見于其不同時期的論著中。其集大成之作是與 Matthiessen1999 年的合著《通過意義識解經驗---基于語言的.認知研究》一書。在該書中，他們認為認知不是指思維而是指意義，可以通過語言來解釋認知。針對西方哲學語言與心智的對立以及語言系統和言語的對立，Halliday 把語言看作一個系統內詞匯語法和語義兩個相關表達層次（ 胡壯麟，2014:46） ,因而“世界知識（ know ledge of the universe） ”被識解為意義而非知識，認知和語義相互匹配。Halliday 這種把語言視為社會符號（ Halliday,1978） 的社會學取向，使其認為意義是社會主體間相互作用的結果，是社會意義（ social semiotic） 而非人腦系統。因此 Halliday 對認知的考察主要從經驗識解視角進行，而無意于建立一種當代主流認知科學意義上的語言認知模型。而在加的夫語法內，對認知的關注早在 Fawcett （ 1973; 1980） 就有凸顯，并且貫穿加的夫語法發展的全過程。

　　2. 2. 1 語法作為互動大腦的認知模式。

　　受 Winograd （ 1972） 把功能語法變成明晰語法（ explicit grammar） 的影響和當代認知語言學、計算語言學、語料庫語言學以及語用學的影響，Fawcett （ 1973; 1980） 認識到語言認知模式的重要性，認為語言研究的認知方法和社會語言學方法是完全兼容的，并努力建構一種“認知系統功能語法”.鑒于 Winograd （ 1972） 描述的是一個語言理解系統，Fawcett（ 1980） 明確提出，為了成功地模擬語言，語言的方方面面（ 特別是和社會互動相關的） 能夠而且必須置于更廣闊的認知互動大腦（ interacting mind） 模式之中，必須把語言的“核心”模式和人類大腦的其它主要組成部分、社會互動中語言的使用模式、語義變體鏈接起來。Faw cett 其實在嘗試用語言的整體論（ holistic） 方法，努力建構一個包括社會語言學模式的認知模式，即一種互動大腦模式。在 Fawcett 看來，人類語言不能被簡單地視為一種抽象的存在于人類大腦的客體，而應該視為是解決問題的程序，該程序指引我們的社會行為。該程序的核心有著基本的“決定樹（ decision tree） ”結構，其基本功能就是向語言使用者提供意義的選擇集合。Fawcett （ 1980: 57 - 63） 認為語法包括語義系統網絡和體現兩大部分，同時涉及到其它組成部分，如符號編碼、語篇建構程序、非交際行為程序等； 并指出語言的認知框架并不意味著忽略 Halliday 所強調的語言的社會學方面； 所有的行為選擇，包括通過語言體現的，最終都是被作為潛勢行為儲存在個體心理之中。語言的語法就是對其意義潛勢的解釋。Halliday 對“意義”的解釋其實就是發話者能表（ can mean） 的意義，語言所傳遞的意義潛勢是理想化的發話者的意義潛勢。我們在派生意義上，可以說語言語篇“能表”,但直接來說就是發話者“能表”（ Fawcett,1980: 56） .因此，在加的夫語法看來，系統功能語言學的“社會”視角需要與個體的互動大腦進行互補，這樣才符合人類交際的本質。

　　2. 2. 2 個體認知與社會文化的整合。

　　加的夫語法的認知互動視角在 Fawcett （ 2013） 有全面的體現。Fawcett （ 2013: 125） 認為雖然日常所用的作選擇（ choosing） 包括“決定（ deciding） ”,但系統網絡不是“決定”的一種機制，選擇不發生在系統網絡本身，語法既不能“決定”也不能“選擇”.他認為視語法可以做選擇的觀點看起來很有吸引力但具有誤導性質，實際上唯一能夠做決定的實體（ enti-ty） 就是那些具有思考、權衡、決定和執行不同選擇的人或物。因此，加的夫語法把個體認知和社會文化進行整合，認為一個完整的語言及其使用模型必須為所有的信念（ belief） 類型提供適當的次組成部分（ subcomponent） ,從最廣闊的意識形態信念到最具體的對受話者目前信息需求的調節，這些信念類型可能影響到對既定語篇的決定。該語言模型應包括至少四個部分： 生成宏觀組成部分、理解宏觀組成部分、咨詢系統以及規劃器（ planner） 和推理機。

　　加的夫語法強調個體在選擇上的能動性，認為選擇涉及到個體的語篇計劃，突出了個體的交際性大腦對“選擇”的影響，具有明顯的認知互動性質。正如 Fontaine （ 2013a: 11）所指出： “Halliday 原初意義上的選擇并不用來解釋個體作什么，而是認為選擇是交際的社會意義，但是也不能否認在任何交際行為中，發話者都涉及在交際行為中。”雖然 Halliday注意到了個體認知對選擇的影響，但偏重從社會文化和社會意義的角度進行考察，認為個體只是意義潛勢的生成者和接受者； 而加的夫語法力求整合社會文化模式和個體認知對系統選擇的影響，努力建構了一種交際的認知 - 互動模式。這種模式融合了個體的語篇計劃和社會文化對語言及其使用的影響，突出了語篇是交際性大腦的產品的觀點。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我們在系統中的選擇是以什么為指導？”這一語言及其使用的整體建構問題。

　　Halliday （ 2006: 445） 對加的夫語法在認知上的研究給予了充分肯定，他說“系統理論傾向于把語言視為社會過程，個體通過社會意義行為被識解為主體間性，這并不和認知視角不相容，Fawcett（ 1980） 尤其與認識視角相容。”Fawcett 所建構的語言認知模型在一定程度上接近主流的認知科學，但仍然屬于系統功能模型（ Halliday & Matthiessen,1999: 429） .其實系統功能語言學有關認知的基本觀點和認知語言學的主要特點具有較多的通約性，都關注語言、現實和思維的關系。加的夫語法對認知的探索，確立了系統功能語言學的另一種重要模式，即認知互動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把主流認知科學納入了系統功能語言學的研究范疇，把系統功能語言學置于更廣闊的研究前景之下，為其縱向和橫向發展提供了新的研究視角和方法。

　　2. 3 適用性研究。

　　作為一種整合的語言理論模型，系統功能語言學一直強調把語言的實際使用作為其發展的資源，其主要目標就是建構一種語言意義理論，同時解決實際問題，具有適用（ applica-ble） 性質。“Appliable”一詞最早出現在 Halliday 文集 （ 2005） 《英語語言研究》的導論“淺論語言語法的適用描述”中。Halliday （ 2006: xxvi） 說“在進行’適用‘描述時，問題迫使我建構屬于自己的語言設計和交通流映射或投射。”其實系統功能語言學的“適用性”貫穿其發展的全過程（ 辛志英，2012） ,縱觀系統功能語言學半個多世紀的發展，無不為解決與語言相關的實際問題相聯系。雖然 Halliday 稱自己的理論為“適用語言學”,但他的研究不太關注如何把語言學理論應用到其它領域，而是從應用視角來研究語言本身，發展語言學理論（ 張德祿，2010: 10） ,因而 Halliday 模式的適用性研究主要表現在為語篇分析、兒童語言發展、語言教學、計算語言學、翻譯、多模態研究等各個應用領域提供理論基礎。而加的夫語法在適用性研究上則更加注重某些具體細致問題的解決，其適用性研究除在音系學（ Tench,1996） 、語料庫語言學（ Neale,2002） 、短語學（ Tucker,2007） 、功能類型學（ Zhou,1997; 何偉等，2015） 等外，突出體現在自然語言的計算機生成模式建構和語篇分析的程序設計和方法上。

　　2. 3. 1 自然語言的自動生成模式建構。

　　加的夫語法的認知互動模式自然和計算語言學領域有著潛在的聯系，受 Winograd（ 1972; 1983） 的影響，加的夫語法自誕生之日（ Fawcett 1973; 1980 ） 起就帶有適用傾向，即努力建構一種自然語言的自動生成模式，使整個語法系統在適用性上通過自動生成模式進行檢驗。以 Fawcett （ 1980） 為理論指導框架，COMMUNAL（ COnvivial Man-Machine Under-standing through NAtural Language） 項目于 1987 年開始啟動。該項目是一個長期的自然語言生成項目，它用系統功能原則關注語言的計算機模式發展，其目的就是建立一個自然語言的人機智能對話系統。作為一個互動系統，COMMUNAL 包括句法剖析器（ parser） 、語義解釋器（ semantic interpreter） 、信念系統（ belief system） 、計劃器、詞匯語法等。COMMU-NAL 使用信念系統和各種計劃器作為輸入基礎，即邏輯形式的信息在生成系統組成部分中提供生成基礎。在該模式中使用更高層的計劃（ higher planning） 意味著多數決策在系統網絡本身之前就已經形成，語義特征被更高層計劃器的預決定（ predetermination） 選擇。在COMMUNAL 中由信念系統和更高層計劃器預決定的選擇是詞匯語法之外做出決定的結果，和語用學、語篇結構等有關（ Neale,2002: 131 ） .

　　經過十幾年的發展，在 Fawcett 的帶領下，加的夫語法成功地建構了一個自然語言生成的復雜的計算機模式，即一種機器語法，被 Halliday （ 1994/2000: F38） 認為是“以計算機形式存在的最大語法之一”.曾經被 Butler （ 1993: 4503） 認為是“世界上最大的基于計算機的系統語法。”加的夫語法在自然語言的自動生成模式上的成就，一度為系統功能語言學在人工智能領域的拓展提供了更具嚴密的操作程序，大大推動了系統功能語言學的適用性研究。

　　2. 3. 2 嚴密的語篇分析程序和方法。

　　系統功能語言學認為系統和語篇是一種示例關系（ instantiation） ,語言系統通過語篇形式得以示例； 對語言語篇的分析越詳盡，越能揭示語言系統的本質。因而，語篇分析在系統功能語言學研究中占有非常大的比重。Halliday （ 1994/2000: 41） 指出其建構功能語法的目的就是為語篇分析提供有力的分析工具。②雖然 Halliday （ 1985: 262 - 263） 提供了語篇分析中語法分析的 10 個步驟； Bloor 和 Bloor （ 2004） 、Thompson （ 2004） 、Martin 等 （ 2010）也給出了某些分析標準，但都很少為語篇分析的具體過程提供可靠、有效的分析程序和方法，使得分析者以及學習者往往只能依賴自己的語言直覺進行分析，影響了語篇分析的科學性。

　　鑒于此，Fawcett （ 2011: 2） 認為語篇分析其實是一種技能，學習一種技能涉及到一定的程序，這樣才能確保分析的有效性。他認為完整的語篇分析應該包括“句子之上”的形式和意義分析，同時也應包括語篇句子之內和之間的形式和意義分析； 語篇分析應有雙重標準，即效度和信度。因而，加的夫語法在語篇分析上十分注重分析程序和方法的建構，在過程與參與者角色（ Participant Role） 、環境角色（ Circumstantial Role） 、語氣意義類型等語義分析以及句法分析上都提供了嚴密的分析程序和方法。比如在及物性分析時，加的夫語法認為參與者角色由過程“預測”,一般和主語或補語重合（ conflated） ,環境角色不由過程預測，通常和狀語重合。及物性分析的第一步是識別過程，首先應該找到過程，比如 Shegave the balloons out to the children rather too soon. 小句，其過程由“giving out（ 給） ”體現。第二步是找到可能的參與者角色，根據參與者角色由過程預測的原則，在“giving out”這一過程中，我們期待“someone giving out something to someone（ 某人把某物給另外一個人） ”,因而“給”這一過程就預測三個參與者角色（ 本例的 she,the balloons,the children） .第三步是對參與者角色的檢測，比如對施動者（ Agent） 的檢測標準為： 如果 X 是施動者，小句可以重述為“X 所做的就是……”因此，我們可把 She gave the balloons out to the children 重述為“What she did was to give the balloons to the children”,這樣就可以檢測 she 是施動者，而the balloons 和 the children 都不能通過該檢測標準。第四步是再次根據參與者角色確認過程類型，因參與者角色和過程類型有著必然的聯系，可通過這一步驟確保分析的可靠性和有效性。根據參與者角色，本例應該為關系過程，其角色配置為： She[施動者]gave[過程]the balloons[受影響的所有物]out[過程延伸]to the children[受影響的載體]rathertoo soon[狀語].Faw cett （ 2011） 對基本的 29 種參與者角色都列出一定的檢測標準，使參與者角色和過程的確定有一定的標準可循。Fontaine （ 2013b） 利用加的夫語法的基本理論框架為英語的語法分析提供了全面而系統的分析程序和方法。

　　加的夫語法還特別注意概然率使用，用概然率對其分析的信度和效度進行標注，如過程和參與者角色檢驗是 99% 可靠等。加的夫語法嚴密的語篇分析程序和方法有助于語篇分析的精確性和特定意義或者結構的檢測（ 張德祿，2011: 251） .正如 Butler （ 2003: 471）所說“系統功能語法是語篇傾向的理論，對英語語法的描寫比其它理論方法更為全面，特別是加的夫語法。”加的夫語法在語篇分析程序和方法上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擺脫了分析者對直覺的依賴，為系統功能語言學在語篇分析的適用性研究上提供了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