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結束唐末五代的戰亂割據，立國以后，尤為重視禮樂文化的建設。宮廷演奏的雅樂，宋初一度沿用了后周的王樸律，但不久之后，“太祖以雅樂聲高，不合中和”為由，詔和峴參照王樸律而重定樂律。這便是乾德四年(966)的“和峴樂”。但和峴樂并未推行，直到仁宗時代，宮廷樂工仍然遵照的是后周的王樸律。

　　宋仁宗景祐元年(1034)，判太常寺燕肅上言：“舊太常鐘磬皆設色，每三歲親祠則重飾。歲既久，則所涂積厚，聲益不協。”于是將雅樂所用樂器清理一番。

　　景祐二年(1035)二月，宋仁宗檢閱了宮廷樂工，并詔來知曉音樂的李照，詢問雅樂聲高的問題。李照的答復是：“樸準視古樂高五律，視教坊樂高二律。蓋五代之亂，雅樂廢壞，樸創意造準，不合古法，用之本朝，卒無福應。”于是請求改樂。

　　仁宗皇帝對這一倡議很感興趣，馬上下詔重定雅樂。由燕肅負責，又派直史館宋祁、內侍李隨一起辦理。而直接從事改樂工作的，就是這位集賢校理李照。

　　一、李照改樂

　　李照首先要做的，就是確定黃鐘律的音高標準，并制作相應的鐘磬。據《宋史·樂志》記載，他先是“取京縣秬黍累尺成律，鑄鐘審之，其聲猶高。更用太府布帛尺為法，乃下太常制四律。”

　　累黍的方法，見載于《漢書·律歷志》：“度者，……本起黃鐘之長;以子榖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鐘之長，一為一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量者，……本起于黃鐘之龠;……以子榖秬黍中者千二百實共龠。”以黍作為衡量律尺的標準物，這不僅是一種客觀依據，更重要的是其中蘊涵著儒家的思想內核以及對雅樂的神秘性解釋。不過，問題的關鍵在于，《漢書》中并沒有詳細記載此法的操作流程，所以在雅樂史上，雖不乏拿這種標準來制定黃鐘律管的先例，卻往往糾纏不清，難以確定。

　　李照當然也面臨著這個問題，他累黍不成，又用“太府布帛尺”為依據，這才做出他所謂的“下太常制四律”的黃鐘音高。而同時，他又積極訪求“潞州羊頭山秬黍”——即《漢書》所載之秬黍——并“自為律管之法，以九十黍之量為四百二十星，率一星占九秒，一黍之量得四星六秒，九十黍得四百二十星，以為十二管定法。”幾個月后，潞州秬黍終于送到朝廷，李照再次累黍，結果“乃與太府布帛尺合”，李照似乎終于證明了自己的正確性。

　　不過，事實是，同樣是潞州秬黍，李照和稍后的胡瑗則分別得出了不同的黃鐘音高。其原因在于李照是“縱累之”，而胡瑗卻是“橫累之”。可見這種定律方法的隨意性之大。同樣是依《漢書》的復古做法，結果卻眾說紛紜，不能統一。

　　從記載來看，李照的律既不得士大夫們的認可，也不受樂工們的歡迎。“照獨任所見，更造新器。所定黃鐘律又聲極下，樂工歌其韻中無射倍聲。……上時博求知音者，聽照所言，音官樂工雖知其不可，而不敢非之。”音官樂工們也自會想辦法：“景祐中李照作新樂，又下其聲，太常歌工，以其太濁，歌不成聲。當鑄鐘時，乃私賂鑄匠，使減其銅齊，而聲稍清，歌乃葉而成聲，而照竟不知。”歌工們為了自己方便，私下里改了他的鐘磬形制。這也是為什么李照自己稱所作樂律下太常四律，而其后論者卻均言其只“下太常三律”的原因之所在了。而李照對此竟無所察覺，也足以見得雅樂復古的做法，其實很大程度上是憑空想象，更多的是理論闡述，而與音樂的相關性倒在其次了。

　　二、胡瑗、阮逸改樂

　　景祐二年(1035)四月，仁宗下詔：“中外臣僚及草澤之士有知雅樂音律得失測候之法者，許所在薦聞，或自官司特較試之。”三年(1036)三月，再次下詔訪天下知曉音律者。

　　事實上，雅樂流變至宋，其古制早已湮沒不聞，復興難度之大可想而知。而宋代又恰是俗樂興盛之時，堅持儒家理想的宋代士大夫力主于雅樂復古的同時，民間樂工可能更關注的則是音樂的娛樂性和觀賞性，這一點上，雅樂是無論如何是比不上的。

　　不過，詔令還是有效果的：“于是，杭州鄭向言阮逸、蘇州范仲淹言胡瑗皆通知古樂，詔遣詣闕。其他以樂書獻者，悉上有司。”

　　這樣一來，就不再是李照一人“隨意制作”了。阮逸、胡瑗顯然跟李照不一樣，尤其胡瑗，他是宋代理學醞釀時期的重要人物。這些人跟李照相比，音樂方面的造詣孰優孰劣雖不得而知，不過，說到雅樂的正統性以及引經據典、援引故事，則胡瑗等人應該是更勝一籌的。胡瑗、阮逸由翰林學士馮元帶領，主要職責就是檢查典故、討論歷代樂理，從文獻記載中梳理雅樂制度。

　　當然，有理論就得有實踐，胡瑗、阮逸也制作了自己的一套律尺鐘磬。景祐三年(1036)三月，由馮元領頭進上了他們的秬黍新尺，并“別為鐘磬各一架”。阮逸認為：“臣等所造鐘磬，皆本于馮元、宋祁，其分方定律，又出于胡瑗算術……”理論是可靠的。不過，時人對其評價則是“質之典據，悉無所聞”，直接否定掉了。

　　這之后，阮逸又發奇想，獨創“嘉量”法定律。“臣獨執《周禮》嘉量聲中黃鐘之法及《國語》鈞鐘，弦準之制皆抑而不用。……蓋嘉量既成，即以量聲定尺明矣。今議者但爭《漢志》黍尺無準之法，殊不知鐘有鈞石量衡之制。”又說“臣所以獨執《周禮》鑄嘉量者，以其方尺、深尺，則度可見也;其容一鬴，則量可見也;其重鈞，則衡可見也;聲中黃鐘之宮，則律可見也。”阮逸大概突然發現這一方法，興奮不已。而其時他和馮元、胡瑗等人所造律尺已經進上，仁宗正命朝臣審議。阮逸向仁宗進言，申請用他的“嘉量”之法再做律尺鐘磬。于是仁宗也將這一提案交“審樂組”審議，總其事者，乃翰林學士丁度。其時間則為景祐三年(1036)九月，新修樂書《景祐廣樂記》告成，對景祐以來的議樂改樂進行了一次總結評定。

　　這次評定并未特別重視阮逸的所謂嘉量之法，只草草一句“所制銅秤二量，亦皆類此(指類黍尺差舛難定——引者注)”輕輕帶過，遂沒有下文。

　　三、鄧保信改樂及景祐議樂的結果

　　鄧保信最初是李照的助手之一。景祐二年(1035)九月，因造新樂成，遷官至禮賓副使。大概嘗到了甜頭，此后鄧更積極地參與雅樂改作。景祐三年(1036)六月，鄧向仁宗皇帝呈上了自己的樂尺和籥，并說自己是“法《漢志》，可用合律”。

　　這樣，李照樂之外，景祐年間就還有胡瑗、阮逸律和鄧保信律以及太府舊律三種律尺。景祐三年(1036)七月，仁宗皇帝詔集了丁度、胥偃、高若納、韓琦等人共同詳定。

　　丁度的看法是：這些人定律均用上黨秬黍但結果不同，乃是因為“黍有圓長大小，而保信所用者圓黍，又首尾相銜，逸等止用大者，故再考之即不同”。而“尺既不同，故難以定鐘磬”。聽完這番話，仁宗算是對他們失望了，阮逸、胡瑗和鄧保信的律尚處于議論階段就直接被否定掉了。

　　景祐年間參與議樂改樂的這些人，現在來看也實在太不爭氣了。李照還算雷厲風行，拿出了自己的雅樂方案，其他人則大多只會紙上談兵。比如丁度，酣暢淋漓地將胡瑗、阮逸以及鄧保信等的律尺批判一通之后，自己卻拿不出替代的方案來，“今被旨造律管，驗音高下，非素所習。乞別詔曉音者總領校定。”這樣一來仁宗也只好作罷了。

　　景祐議樂后期，朝臣中對于雅樂復古運動持否定態度者越來越多，阮逸、鄧保信的律尺已經作廢，李照樂更是處于被批判的風口浪尖上。景祐議樂終于向著它的反面靠近了。

　　四、余論

　　景祐改樂失敗了，但其中蘊含的禮樂復古的精神卻一直不滅。北宋一朝多次改樂，與其事者所提出的理由，最多的便是“雅樂聲高，不合中和”以及“不合古制”。

　　所謂的“中和”以及“平”“適”“安”等形容詞，其實都是一種觀念的幾種不同說法，而這種觀念，“乃是儒家運用音樂的方案所產生的基本原則。”這些原則來源于儒家經典，也是其思想的精髓。儒家所要達到的以音樂教化民眾的效果，便全寄托在雅樂上面，而這個雅樂，必須是合乎古制的正統雅樂，也就是說“中和”的觀念與古制乃是一體兩面，是相通的。宋儒正是對此有著清晰的認識，所以才不遺余力地推行雅樂復古的理念。

　　“不合古制”是宋人最喜歡拿來討論雅樂的一句說辭。而同時為了證明自己創作的雅樂合乎古制，參與議樂的人如李照、胡瑗、阮逸、鄧保信等，或以《漢志》累黍之法，或參驗古器物，熱熱鬧鬧地搞起了“雅樂復古工程”，使雅樂一時間成為了景祐年間的一個熱門話題。

　　楊蔭瀏先生在《中國音樂史綱》中指出：“到了宋代以后，復古的思想，相繼而興，直至滿清，流風愈熾，對于中和樂的追求，更見得是非常熱烈;而這種音樂觀對于那個時候的學者們所產生的力量之大，更不消說。”

　　“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雅樂歷來被視為與天子德位緊密相連，是傳統政治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統治者更是將其視作與王朝的治亂興衰緊密相關而格外加以重視。而宋人更是因了特殊的歷史際遇，在嚴“華夷之辨”的整體氛圍下，將雅樂的古典性、正統性均發揮到了極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