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動 ( Action) 作為人的被給定的生活基本境況之一，在阿倫特 ( Hannah Arendt) 那里具有獨特的意義。這種獨特的意義就在于，它屬于積極生活的范疇，意味著政治生活的展開。人之境況的所有方面 ( 勞動、工作和行動) 都在某種程度上與政治相關，但唯有行動與政治的關系最大。行動概念的內涵即為政治，這是阿倫特獨有的視角及理論核心，這意味著行動的政治生活地位的提升。然而在現代社會之中，面對究竟行動能否持存以及行動能在多大程度上成為現實，其所引發的理論困境也頗為值得深思。

　　一、行動與前哲學的政治

　　行動生成的政治生活是對傳統哲學生活的有力反抗，亦是對整個西方政治思想傳統的翻轉。行動是前哲學的政治，也就是哲學之前的政治，而這里的 “哲學”意為占據西方主流地位的傳統哲學，更為確切地說，就是柏拉圖、亞里士多德所開創的形而上學傳統，而在此之前的政治，則意味著回到蘇格拉底式的政治生活，因而，行動就是要回到蘇格拉底。行動作為一種 “前哲學的政治”，對應于 “哲學的政治”。“哲學的政治”是哲學之下的政治，政治生活被束縛在整個哲學生活之中，哲學統治著政治，西方政治思想傳統發軔于此。而行動的 “前哲學的政治”與其不同，它把政治放在第一位，政治不受外物統治，政治優先于哲學。

　　二、行動與政治自由

　　阿倫特懷著對古代政治生活的無限向往，積極行動，在公共空間中能體驗到真正的自由。“真正的自由”指的是政治自由，這里強調的僅僅是自由的政治涵義，而非思辨自由、意志自由或自由主義的不受侵犯的自由，更為準確地說，是共和主義的自由。

　　古典共和主義的自由強調的是公共精神的重要性，把公共利益置于個人權利之上。歷史上共和主義是以城邦為背景的，個人的自由以城邦或國家為依托，離開共同體，個人的權利便無從談起。古典共和主義將目光主要集中于公共領域，它要求在公共空間內行動的政治生活，在其中體驗到的自由就是一種公共自由。“參與性”是其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政治領域形成了實現政治自由的空間。行動的政治參與是形成自由的必要條件，在參與中，共和主義者獲得了真正的自由，成為命運的主宰。這恰恰與伯林的政治參與式的積極自由不謀而合。

　　三、行動與公共領域

　　公共領域是人們的言行互動所構成的空間，在這個空間出現的一切能夠被所有人看到，它構成了一個共同的世界。“公共”意味著在敞開的公共場合出現的東西的顯現，具有最大程度的公開性，它代表著開放，去私人化和去個人化。它的另一層意思是表示世界本身，在這個世界一起居住的人們之間發生的事情，也就是行動的故事。行動的故事即在公共領域中的政治生活，通過政治參與和言談的方式進行的。古希臘人追求卓越的德性，實現自身的價值和不朽，所有這一切都有賴于公共領域所構成的政治世界。行動生活所面對的公共領域是獨一無二的，在公共領域所構成的政治世界中去行動才是有意義的。桑內特描述過城邦的人們是如何在公共領域中行動的，這些雅典人從事著嚴肅的政治事務，在開放的空間中，通過每年一次的公民開會決定人類事務的解決方法，“條件交換、流言、耳語及用來運作的晚宴接連不斷——政治浪潮就這樣一而再、再而三地沖刷著市集”。

　　四、行動概念的困境

　　盡管行動令人充滿向往，但它的理論困境依然存在:阿倫特強調行動的 “政治”，這種政治概念常常受到詬病。應然意義上的政治理念，不是它實然的樣子，在這層意義上來說，阿倫特充滿了不切實際的浪漫主義情懷。這種 “城墻之外無政治”的嚴格劃分，帶著精英主義的味道。她對希臘城邦的理想化，并且對現代社會存在小視。大多數讀者把她的著作解讀為美好生活理論，但事實是現代政治排除了這樣一種可能性。因而，阿倫特的理論被視為烏托邦，并不夠嚴謹，沒有涉及真正政治所關注的問題。政治中原本有著不可調和的對立，包含經濟矛盾、文化差異、宗教分歧等方面，但政治行動理論排除了這些，使政治更為干凈和純粹。韋爾默也在此意義上批判阿倫特，認為行動排除了社會和物質生產的相關內容，因而沒有說明真正的政治內容，反而使其走向了自由的絕境。阿倫特試圖在現實中通過純化政治的方式，不但沒有解決問題，反而是在逃避現實和政治中存在的問題。但是這些問題并非由于逃避就自然消失，反而對其理論產生威脅，陷入了政治與社會相分離的虛無主義泥淖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