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晉末年，北方陷入混戰，北人大量南遷，由于地理位置和經濟等方面條件所致，京口成為南來北人寄居的集中區域； 加上江左著意經營，最后在京口逐漸發展起來一股強大的軍事政治力量，影響及于東晉南朝軍政發展，關于這一點，陳寅恪先生先期予以揭橥。①田余慶先生則進一步予以拓展深入，以為東晉一朝為“門閥政治”的典型，而京口北府出身的劉裕所建的劉宋政權則重新回歸皇權政治，這種認知成為學界有關京口北府和東晉南朝軍事政治論說的最突出代表。②

　　此后學者又從不同的選題和角度，進一步深化了對北府勢力發展與國家政治軍事之間關系的認知。① 京口北府集團迅速崛起，以強勢的軍功打破既有的門第制度，對當時軍事、政治、社會形勢發展發揮主導作用，并直接導致劉裕的代晉事業。筆者借用“軍功受益階層”② 這一概念對北府集團的崛起以及劉裕代晉進行探討分析，認為自元興三年( 404) 以劉裕、劉毅為代表的京口北府集團起事到劉裕“造宋”事業完成這段時間內，北府集團內部勢力發展呈現出頗為清晰的三個階段，而這個過程又與劉裕代晉事業構成了緊密的一一對應關系，清楚地勾勒出劉宋的建立過程。關于這一點，學界少有注意，筆者不揣淺陋，有以論述，并就教于方家。

　　一東晉之時，以九品中正制為依托的門閥制度業已形成，它在確立以門第出身作為人們出仕標準的同時也保證了高門士族在政治上的壟斷優勢。在這種體制及價值導向上，與高門士族相對的低等士族和庶民階層在政治上無疑處于受壓制的劣勢地位。不過，東晉末年迅速崛起的以劉裕、劉毅為代表的、出身低等士族的北府“軍功受益階層”在特殊政治形勢之下憑借強勢軍功打破既有的高門士族對國家方鎮壟斷的政治體制，最后徹底擊敗門閥的政治優勢，取得對國家方鎮的獨占，這大抵發生在元興三年到義熙元年( 405) 之間，通過兩次重要的方鎮調整而達成。

　　第一次調整情況，元興三年二月底，劉裕等人揭舉旗幟反對桓玄，隨即斬殺徐、兗二州刺史桓修，攻克京口，進而平定建康，桓玄被迫西逃荊州。三月，以瑯玡王謐為代表的高門士族與以劉裕為主導的京口北府集團合作，暫時達成以下軍政格局: 王謐為揚州刺史、録尚書事； 劉裕都督揚、徐等八州諸軍事，徐州刺史，鎮石頭； 劉毅冠軍將軍、青州刺史、廣陵相，何無忌輔國將軍、瑯玡內史，孟昶建武將軍、丹陽尹，劉道規振武將軍、義昌太守。③ 隨即，桓玄豫州刺史刁逵棄城而走，為部下所執，歷陽收復。劉裕立即以魏詠之為豫州刺史，鎮歷陽； 諸葛長民為宣城內史，借以安定豫州局勢。四月底，劉毅、何無忌、劉道規等人平定江州，劉裕即以劉敬宣為江州刺史。④ 至此，京口北府軍功階層在長江中、下游的優勢地位確立。

　　北府集團在方鎮分割上所遇到的問題主要來自荊州方鎮。桓玄西逃，江州及上游荊、雍諸州還處在桓氏勢力控制之下。據《建康實錄》卷一一，劉穆之言“大事草創，用王謐為神州( 按即揚州刺史) ，王綏為分陜( 按即荊州刺史) ，以安當時之心耳，豈是經遠大計，理盡于此哉! ”⑤以此來看，劉裕入定建康之初，朝廷曾以太原王綏為荊州刺史。雖然是出于權宜之計，應該是有具體考慮。何以在荊州方鎮問題上北府集團沒有表現出在徐、兗二鎮上的強勢優勢呢? 首先，荊州方鎮為桓氏根基淵藪所在，北府集團舉事反對桓玄，事起倉促，所以他們也不敢對荊州貿然處置。其次，北府集團當時雖然在軍事上有優勢，但是說到底，劉裕等人不過是借一旅而起的草莽之輩，就聲望和資歷而言，他們暫時還不具備擔任分陜的資望。綜合聯系到當時政治軍事形勢，太原王綏以門第、資望權宜當選，主要是能“安當時之心”。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當時荊州還處在桓氏勢力范圍之內，并沒有得到收復，所以王綏的任命只是朝廷理論上的處置而已。同年三月，尚書左仆射王愉被誣謀逆，子荊州刺史王綏一并受誅。四月，承制的武陵王司馬遵以宗室司馬休之監荊、益、梁、寧、秦、雍六州諸軍事，領荊州刺史。① 授令稱司馬休之“才干貞審，功業既成”，“應親賢之舉，宜委分陜之重”。② 義熙元年正月，南陽太守魯宗之起兵襲取襄陽，隨即與劉毅等人合兵攻下江陵，③ 這個時候，司馬休之才有機會到江陵就任荊州刺史之職。太原王綏出任荊州是能“安當時之心”，司馬休之出鎮荊州是出于“親賢”兩個方面的考慮，在劉裕等人起事之初，朝廷在荊州方鎮人員的選用上，明顯避開了京口北府集團，這也說明，高門士族和宗室勢力在一定程度上對軍功集團依然保有其相對的抗禮優勢。

　　第二次調整情況，在這次調整中，前此高門士族和宗室的殘余影響力在北府集團軍功的進一步拓展擴張之下被擊碎，直至完全消逝。義熙元年三月，征討桓氏的軍事行動取得節節勝利，安帝鑾駕返回建康，歷時一年的征討告一段落，國家局勢基本穩定。在這種形勢之下，國家方鎮格局又得到調整。同月，劉裕為侍中、車騎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徐、青二州刺史，劉毅為左將軍，何無忌右將軍、督豫州、揚州五郡軍事、豫州刺史，劉道規輔國將軍、督淮北諸軍事、并州刺史，魏詠之征虜將軍、吳國內史。④

　　就以上格局來看，徐、兗、青、豫中下游方鎮部署依然為京口北府集團壟斷，沒有留下任何懸念，而主要變動還是集中在上游的荊州方鎮上。義熙元年三月，逃逸涢川的桓振舉兵襲擊江陵，荊州刺史司馬休之戰敗，被迫投奔襄陽。⑤ 隨即，御史中丞王楨之奏司馬休之“失戍”，司馬休之被免去了職位。⑥ 據《宋書·武帝紀》，元興三年四月，光祿勳卞承之、左衛將軍褚粲、游擊將軍司馬秀等人因“役使官人”，被御史中丞王禎之糾察彈劾； 卞承之等人心懷怨憤，見于言辭，觸怒劉裕，劉裕致書給承制的武陵王司馬遵，建議罷免褚粲等人官職。⑦從所任職務( “御史中丞”) 和時間來看，奏免司馬休之的“王楨之”和糾察卞承之等人的“王禎之”應該是同一個人。同據《世說新語·排調》劉孝標注， “思道，王禎之小字也”，余嘉錫援引程炎震之說，“‘禎’當作‘楨’，《品藻篇》‘楨之字公干’，則字當從木，《晉書》亦從木”。⑧ 綜上而言，則此王楨之即彼王禎之，出身瑯玡王氏，王羲之之孫，王徽之之子。就當時中樞情勢而言，劉裕以“位微于朝，眾無一旅，奮臂草萊之中，倡大義以復皇祚……王謐等諸人……莫不愧而憚”，⑨ 加之他趁勢剪除政敵太原王愉、王綏父子，卻又刻意回護與自己有舊交情的王謐一事來看，劉裕在政治上的強勢獨斷可見一斑。以此而言，王楨之糾劾卞承之等人( 劉裕又堅持將卞承之等人罷免) ，可知他在政治立場上是偏向劉裕的。則司馬休之因戰敗失守被王楨之彈劾罷免，不為無因；或出于劉裕的授意，正好借機排擠司馬休之。而且，值得注意的是，接替司馬休之荊州刺史一職的恰恰就是京口北府出身的魏詠之。同年九月，魏詠之卒于荊州任內，劉裕以弟劉道規接任荊州刺史，直至義熙八年( 412) 四月劉道規“以疾求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