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人具有深厚的精神擔當的品格，這種品格突出體現為一種憂國憂民、濟世救國的政治情懷。從屈原的“眾人皆醉我獨醒”，到孔夫子的“大道天下”，到范仲淹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這一切編織成一個綿延的思想傳統。這一思想傳統移植在中國現代意義上的知識分子身上，蝶化為“五四”啟蒙精神。因此從精神譜系上說，中國現代意義上的知識分子與中國傳統文人是一脈相承的。這就決定了中國現代文學強烈的現實品格和濃郁的政治情懷，因此魯迅將自己寫小說看成是聲援“那在寂寞里奔馳的猛士，使他不憚于前驅”的“吶喊”。中國現代文學正是以其濃郁的政治情懷，才成為思想啟蒙的重要營壘，才密切融入中國現代化運動中，也才有效地承載中國知識分子的精神擔當。

　　知識分子的政治情懷不會始終與政治現實尤其是政治權力協調一致，二者之間的矛盾對立往往導致文學屈從于政治現實、知識分子逐漸喪失獨立品格。改革開放為知識分子獨立意識的覺醒創造了條件，但當時不少知識分子把獨立品格與政治情懷對立起來，甚至質疑憂國憂民傳統的正確性，從而放棄了對于社會的精神擔當。因為對社會職責的放棄，知識分子獨立意識的覺醒反而導致了知識分子的自我放逐。這一點在文學中表現得尤為突出：上世紀80年代的文學一度引領著思想解放的潮流，但到了80年代末期，伴隨著“向內轉”，文學逐漸從政治、思想、社會批判等陣地大幅度地后撤。后來，有人抱怨說文學被邊緣化了，但是從一定意義上說，文學邊緣化不是一個被動式，而是自我放逐的必然結果。

　　所幸的是，淡薄政治情懷并沒有成為文學的主潮，更多作家則是在嘗試著以新的文學敘事來表達政治情懷，日常生活敘事逐漸興起并蔚為大觀，從根本上改變了宏大敘事的一統天下，但是日常生活敘事并沒有取代宏大敘事，相反激發宏大敘事突破過去的僵化模式，構成了當代文學中宏大敘事和日常生活敘事交相輝映的狀況。兩種文學敘事表達了兩種不同的政治情懷，借用吉登斯的理論，我把這種兩種政治情懷分別稱之為解放政治的情懷和生活政治的情懷。解放政治的情懷和生活政治的情懷在中國當下的現代化處境中是相互依存，相互補充，形成糾纏在一起的難舍難分的關系。這對于新世紀以來的文學敘事來說，便提供了更為廣泛的選擇，因而決定了文學敘事的多樣性和變異性。舉例來說，主流文學與邊緣文學，體制內文學與體制外文學，現實性的文學和個人化的文學，這些看似相沖突的文學類型卻能相安無事地并存在一起，它們其實在各自傾訴著各自的政治情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