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就是柴米油鹽醬醋茶，雞零狗碎，瑣屑的事情是我們每天活著的內容，活一天，干一天，生活就是這樣現實，你若不干，你能憑什么養活自己？靠別人終究不是長久之計，自己的生活還得自己一肩挑起。生活真的很現實，一餐一飯，一衣一行，點點滴滴都需要自己奮斗來完成。

　　現實里卻有著太多的無奈，自己費盡心力追求不來的東西，只能無奈的放棄。縱然心有不甘，也得乖乖服從了命運和際遇。我們都能感覺到，現實有時真的無情，你滿懷希望的去愛某個人，或者做某件事，而最終卻得不到自己想要的結果，會讓你空歡喜一場，落滿失望。

　　生活是現實的，現實是無奈的。我們總是能遇到不如自己心愿的事兒，達不到自己追求的目標，從而有一種深深的無力感，身心俱疲，可即便是這樣，我們也都是依然在掙扎，在努力，想讓自己在努力中變好生活，在生活中達到愿望，心中有不滅的希望，就會有堅持的力量。

　　生活再現實，我們也得照樣過，只要還活著，現實再無奈，我們也得接受它，并且還在盡力去改變。雖然我們是渺小的生命，但我們卻能孜孜不倦的為自己的生命努力，讓它在生活里能夠活得更好，在現實里具備支撐力。

　　現實生活很無奈的句子

　　秋意濃烈的北京，寒風刺骨，無情、嚴肅地將搖搖欲墜的枝葉吹落，剝去嬌柔彩葉的偽裝，顯出青松翠竹的本色，似乎濃縮了人世間的光陰。北海公園湖面上已經結下了一層薄薄的冰，在陽光的照耀下閃出銀色般的光環，慢慢的融化，又賦予秋的神秘，卻流淌著一個季節的別離與情愫，沐浴在吹不透，望不穿的颼颼秋風和憂傷中，從內心體味著“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的絕句。遠處一條小船在湖面上靜靜地擺動，上面坐著一位十六、七歲的少年，他低著頭，凝視著湖面，任憑淚水無休止地灑落，懷里緊緊地抱著兩個不大的“木盒”，上面覆蓋著一塊紅色的布，布面印染著兩朵怒放的牡丹花。他將臉貼在盒面上，晶瑩的淚水順著臉頰滾落，很長時間他慢慢抬起頭，輕輕打開包裹著的木盒，雙手捧出父母的骨灰隨著微風一起飄灑在湖面上……

　　他就是知青陳建德，一個孤苦伶仃，無依無靠的孤兒。1968年11月父親陳國棟，原是北京鐵道部設計院的一名高級工程師，因“文革”動亂，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掛牌游街、做檢查、挨批斗，身心受到了極大摧殘，帶著悲憤、冤屈和不平，不幸因病突然離世。1969年元月，不滿十五歲的他，由于父母單位和社會環境所迫，加入了遠離故土的遷徙隊伍。望著前來送行的母親那憔悴、瘦弱的身影，他含著淚不情愿地踏上了西去的列車，來到延安寶塔區蟠龍公社張山圪臺村插隊鍛煉。

　　農村生活的艱苦、貧困和饑餓，讓他無法承受，更痛苦的是他思念家鄉，思念孤單、悲傷、病魔纏身的母親，每次想起她總是一個人在無人的地方偷偷地哭泣，從那時起原本一個活潑，好動的他，變得沉默寡言，不愿向任何人傾訴自己內心的不幸，就這樣無奈、苦悶、憂愁，同其他知青一樣苦苦耕耘、掙扎在異鄉的土地上。

　　1970年9月的一天，一封母親病危的加急電報從北京傳來，他幾經周折踏上了回京的列車。當他跨入家門一股難言的氣氛彌漫著不大的家，鄰居叔叔嬸嬸都圍在病榻中的母親。他猛地撲倒在母親的床前，抽泣地握住母親瘦弱的手，輕輕地呼喚“媽，您醒醒，兒子回來了，真的回來了！”母親睜開微弱的雙眼，強打精神撫摸著兒子的臉，用愛惜、喜悅的眼神盯著面前的兒子，一股清淚從臉頰上滾落下來。緊緊拉著兒子的手斷斷續續地說：“建德，媽不能陪你了，你要堅強地活著，活出個樣子……”不幾日，一個溫柔、善良、孤獨中生活的母親，在喪夫的悲痛中離開人世，離開唯一的兒子，離開了工作二十幾年天津到北京的列車崗位，他痛不欲生。大家看著眼前未成年的他，只能投來憐憫、悲痛和唏噓的眼淚，盡心盡力幫助他料理老人的后事。

　　一個多月以后，父母的骨灰無處安放，他心里非常痛苦和不安。他在思念和回憶中想起父母在世時，經常帶他去“北海公園”玩耍、散步，父母喜歡那里最完整的古代建筑，每當風輕輕拂過，掛在古塔上的銅鈴發出清脆悅耳的聲音，喜歡那里四周環繞綠樹紅墻的園林，更喜歡那里清澈的湖水，小船在湖面游蕩，只有在這里才是父母最好的歸宿，最美好的后花園。

　　失去親人的呵護和關照，又沒有生活費，他開始在北京流浪，后來父母單位的領導將他送去“孤兒院”，三個月后又臨時安排在北京九十二中學做了一個多月的校童。某些領導認為他是知青，已經被國家分配不能在京久留，1971年5月他又默默坐在公園的湖邊，向自己的至親至愛的人告別后又回到了陜北。

　　陜北高原承載著濃郁的古文明和多元素文化，它貧瘠而厚重，荒涼而古老，

　　閉塞而鮮活。這里的人們善良、淳樸、勤勞，象獨秀而群生的山丹丹花，不怕寒風凌冽，不怕烈日酷暑，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不衰的奮斗精神。鄉親們得知他父母先后離世都投來憐愛和關照的眼神，村里上了年紀的伯伯大娘經常對身邊的人說：“這娃，棲嚯，要幫幫他。”哪家有好吃的總是叫他去家里，衣服破了大娘大嫂幫他縫，大叔大哥勸他開心，他那顆冰冷、頹廢的心一步步振作起來。

　　每當過年的時候，村里的知青都回京探親，他一個人也獨自踏上返回的路，由于他太留戀故鄉，留戀那個沒有親人的家，那里是夢魂牽繞的地方，那里有貯藏和追憶最美好最早的記憶，總牽引著他一定回去看看。在朋友和鄰居家暫住，為了生計他到處攬工，蹬三輪車，在磚廠當搬運工，甚至同鄰居去新疆放過羊，什么事情都干過。看慣了人家的白眼和歧視，聽慣了恐嚇和謾罵，有時找不到活就沒有飯吃，受盡了人世間的悲苦和辛酸。每當在饑寒交迫的時候，他情不自禁地想起異鄉的鄉親們那種無私的援助和暖人心的話語，內心深處掀起陣陣波瀾和思念。

　　1979年4月，帶著無奈、困惑，又回到陜北那個安靜，與世無爭的小山村，鄉親們看到他瘦弱、蠟黃的臉，都不免流下心痛的淚。村里的知青幾年前都被招工、當兵、上大學陸續離開了這里，只剩下他孤零零的一個異鄉人。村里的叔叔、嬸娘給了他無微不至的關懷和體貼，讓他感動的終身難忘。

　　村隊長趙文富一家，在他精神上受到打擊和痛苦時，在他前途和生活陷于低谷和迷茫不能自拔，是他們一家伸出溫暖的手困將他那顆沉迷、孤苦的心一點點被家的溫馨和友愛融化，讓他一步步從艱難、苦中慢慢解脫的走出來，給了他活下去的勇氣和精神上的安慰。

　　建德一個失去父母的愛和家的氛圍，從內心深處對他們一家的質樸、善良感激涕零，總想用一種方式彌補和回報。后來，隊長卻將自己唯一的女兒趙曉寧許配給他為妻。那時的他思想斗爭非常激烈，從內心講他是不愿意的，自己一個北京知青從小在京城長大、生活，受到過很好的教育和科學文明的熏陶。如今找一個農民的女兒為妻，又沒有文化，他一時無法接受，內心受到煎熬、苦悶和迷茫。他沉思很長時間對我說：“人家好意收留了我，又給我一個家，我沒有任何理由拒絕，那樣做會受到良心上的譴責。我要立志做一個自強、自立，有尊嚴、有擔當的人，一生一世不被別人譏諷、嘲笑，要堅強的活下去，活出人樣，活出精彩。”

　　1979年12月，建德就是在非常矛盾、糾結、無奈的情況下與趙曉寧完婚，便帶著妻子離開了農村回到了北京，在大興縣鄉下姨媽家逗留十幾日又投靠遠方叔叔去了內蒙古林格爾巴什牧場，當了一名合同制的放牧員。六、七年的游牧生活讓他寄人籬下，遠走他鄉。雖說有了一雙兒女，還有那一望無際的大草原為他那顆曾受傷的心得到了一絲的撫慰和快樂，可夫妻間的生活習慣，文化教養出現了無可彌補的鴻溝和差距，是無法挽回和改變的現狀，也給他后半生留下了深深的缺憾。

　　1986年同學寫信讓他馬上返回延安，知青招工已經到了尾聲。建德領著全家人回到了陜北，1987年延安市第二建筑公司開始招收北京知青。在這同時中央組織部一行人到榆林考察后來延安參觀，他通過關系向這位來自家鄉的同志給中央辦公廳遞交了一份“北京知青困難申請”，敘述了一名孤兒的遭遇和不幸。北京有關部門看到信件內容派專人來延安調查并給予解決，這個時候為了工作他回到了北京。此時北京與延安市委調查小組專程到他插隊的地方同當地老鄉進行了解訪問，最終將他安排在市二建公司并解決家屬農轉非，半年后又調整到延長油礦工會并安排了家屬的工作。1996年～1997年家屬趙曉寧被延長油礦評為“先進個人”，1998年～2000年被評為“三八紅旗手”的稱號。

　　每當提起黨和政府對他的關懷，他都激動不已，感慨萬分。但內心卻是沉重和郁悶，他用畢生最美好的時光和精力，為心中的理想，奮斗目標，為養家糊口苦苦地掙扎在貧困線上。經過命運的磨難、艱辛和苦楚，付出了慘重的代價，人生對他來說有著太多太多的無奈，因沒有多少文化，沒有一技之長感到迷惘、惆悵、失望和不安，今天已經漸漸談出人們的視野，為不被人遺忘，不被時代拋棄，他依舊頑強地表現自己，堅強地活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