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曾說過這樣兩句話：“舊詩靠打扮，新詩靠本色。”

　　舊詩的光彩是否都靠“打扮”，這里我們姑且不談論，而“新詩靠本色”卻的確如此。郭沫若當初說話的意思與后來別人對此話的解釋，都重在新詩與舊詩藝術形式的區別。

　　但是，筆者認為，新詩“本色”，關鍵還在于詩人的本色，詩人的人格、人品、思想、感情的本色。新詩的感情境界是詩人精神世界的凝縮與感性顯現，“直抒胸臆”詩中表現“我”比“托物寓情”詩中的“有我”，“我”的形象更為醒目，這樣，不能不說：新詩的本色美，其內蘊就是詩人的本色美。

　　新詩表現詩人的本色美，也并不是要求詩人在許多詩歌作品中的感情境界劃一，感情境界亦可大可小，可深可淺，他有的詩歌具有一種崇高美，別的一些詩歌也可以表現輕柔美；他長于對英雄業績的謳歌，也可以善于表現對小花小草的獨特的感受，只要他的精神世界與審美意識不發生變異，不同境界的詩歌恰好表現他“本色”的豐富多彩與藝術風格的多樣化。

　　任何一個詩人，只要他的精神世界是由真、善、美主宰著的，那他的任何一首詩歌的感情境界，必然呈現出一個真、善、美的氛圍，即使這首詩歌使人讀后沒有精神昂奮之感，只給人一點美的享受，一樣有存在的價值。

　　司馬遷曾這樣評價屈原：“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這些話很精辟地闡述了詩人思想品質與作品表現之間的關系，對于今天的詩人也頗有啟示意義。

　　今天的時代，更要求詩人有一個健康、明朗、開放的精神世界，又隨著時代的前進，社會的變化，人們精神面貌的不斷更新，不斷地開拓、豐富自己的精神世界，并且在創作時又有凈化和升華自己精神世界的主觀能動性，能夠較為準確地把握精神世界在每一個富有創造性的瞬間所呈現的特殊的形態，這就不得不強調一下詩人的“詩外”功夫。

　　詩人應該要能夠正確地認識社會、認識人生，經常能動地協調時代與“我”的關系，“我”與大眾的關系。當然，這也應該注意正確處理創作過程中“情”與“理”的關系。正確的思想意識只能悄悄地滲透到詩人的感情之中，對感情的凈化與升華起著潛移默化的作用。如鹽入水，但識鹽味而不見鹽粒何在；寓理于情，以情感人。如果理勝于情，以理念入詩又圖解理念，一首詩歌縱然有一些極為正確的思想，“有格而無情”，恰恰又把詩歌的藝術境界從根本上、實際上取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