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歌的國度，燦若星河。詩人的生命，即如流星一般，歷來令人感到撲朔迷離；才華橫溢的詩人，他們的生命尤其如此。

　　遠在英格蘭的天才詩人濟慈只活了二十五六個春秋，卻留下了《秋頌》、《憂郁頌》、《夜鶯頌》等一大批朗朗上口的頌歌。創作之多產而高質，令人嘆服。就是這樣的一位詩人，把生命看得無比地透明。在生命行將終結的時候，他給自己留下了墓志銘：“此地長眠一人，其名以水寫成。”現代人公認，濟慈即使沒寫任何別的作品，那幾首頌歌就足以使他不朽了。而雪萊是這樣憑吊濟慈的：“靜著！他沒有死，他不曾瞌睡著，他已經從生命的夢幻中醒覺了……”雪萊本人也算是把人生寫在水上的，……剛到而立之年就淹死在水里，用生命擁抱了大海。再加上拜倫，英國浪漫主義的詩歌三杰，同樣地豐姿俊逸，同樣地才華橫溢，卻過早地夭去。他們雖是走了，但詩歌的春天還會遠嗎？

　　在濟慈和雪萊逝去百余年時，正值中國的五四運動前后，這時期成長著一位同樣滿是才情的詩人，那就是“中國的濟慈”（魯迅語）──朱湘。盡管他的名字對當代的年輕人來說，已經很遙遠甚至很陌生了。“朱湘，字子沅，安徽太湖人”，僅從他的姓名里，也能覺察出詩人與水的幾分親近。而在他的詩行里，更是無處不流露出對水的鐘情：“浣女在湖邊洗衣，兵在淘米。”（《柳浪聞鶯》）又如：“日落，微波，金絲閃動過小河……溪間，采蓮，水珠滑走過荷錢……”（《采蓮曲》）這樣俯拾皆是的清新詩句，既給人以輕快的感覺，又透出幾分莫名的凝重。詩人也就是在種種凝重的積習中，窮困潦倒，顛沛流離，既而承受不了世間的壓迫，而自沉于揚子江采石磯的。“我們的詩人是死而未死，恢復了名譽。”在《二羅一柳憶朱湘》中，羅念生先生如是說。把朱湘比作“中國的濟慈”看起來有點溢美，況且詩人生前身后又是那么地凄涼和孤獨。然而即便如此，誰又能抹煞得了朱湘在中國現代詩史上的開創性作為呢？

　　與朱湘同時代的另一位詩人徐志摩，有著更為橫恣的天才。他以另一種方式，令人不無詫異地走了。天生性喜浪漫的徐志摩，也酷愛坐飛機，夢想著去飛。殊不知那時代飛機的安全系數，遠遠達不到“羅曼蒂克”的程度，于是詩人過早地浪漫了自己。據說在他死后，有摯友把飛機的殘骸揀回，放在書桌邊以示紀念，對詩人的撼惜之深，可見一斑。在今天，我們可以記不起徐志摩，卻不可能忘記“輕輕地我走了”的詩句，只因為作為詩人的徐志摩，已經深深地融入到作為新的生命的詩行里去了。

　　向前追溯，則有“初唐四杰”之一的詩人王勃，在赴南海探親的途中不幸溺水而終，也成了英年早逝的那一種。詩人是被海水吞噬了，可他的成就海水哪里吞噬得了？“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等名句能傳唱千古，便是詩人不息的生命的見證。再向后看去，當代的顧城、海子、駱一禾，一個個難以抹去的名字，維系著一個個關于生命的凄楚故事。“幻象的死亡，變成了真正的死亡。”“尸體是泥土的再次開始，尸體不是憤怒也不是疾病，其中包含著疲倦、憂傷和天才。”（《土地王》海子１９８７年著）

　　詩人把生命和死亡看得如此縹緲而清淡，只因為在詩人的骨子里、氣質里，無不孕育著新的生命。他們如流星般的逝去，都只是暫時的。而他們的生命，卻在這死之中，得到了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