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外孫不上課，早早就和姥姥去太姥姥家了，我一個人開始收拾被外孫弄得凌亂不堪的房間，當我整理到一摞書籍的時候，一張照片從書中滑落，我撿起來一看，原來是父親的照片。這是一張黑白照片，由于年代久遠，照片已經泛黃，圖像也有些模糊。這張照片是父親年輕時留下的唯一的一張照片。那時親還不到三十歲，現在算起來已有七十多年的歷史了。看著這張老舊的照片，我猛然間想起今年是父親誕辰100周年！我的心一下子沉了下來，往事又浮現在眼前。。。

　　父親出生在遼寧省開原縣一個叫作柴家嶺的小山村，祖父母都是憨厚樸實的山里人，靠幾畝薄田維持生計。山里人勤快，每當山野菜下來的時候他們都上山去采，什么榛蘑呀，松蘑呀，猴頭菇啊，好多好多，特別是入秋以后，漫山遍野都是通紅通紅的“山里紅”，收拾完莊稼后，他們也會上山采一些回來，下山販賣，以貼補家用。

　　祖父母共生育了五男五女十個孩子，父親是老幺，可是，男孩中只有三伯和父親活到了成年。父親五歲那年，山里鬧瘟疫，祖父母相繼離世，年長父親十六歲的三伯帶著父親逃離了他們祖祖輩輩生活的那片土地，幾經輾轉來到了哈爾濱。三伯在上號、西門臉（今香坊區延福街）一帶靠趕“斗子車”拉腳來養家糊口，由于他沒念過書不識字，受盡了地主老財和地痞無賴的欺辱和糊弄，他立誓，決不讓父親再過和他一樣這種受盡盤剝的貧苦生活，一家人勒緊褲帶，毅然決然地把父親送進了私塾。父親天資聰穎，只讀二年私塾便能默詠《四書》、《五經》，并能寫一手好毛筆字，打得一手好算盤。

　　時光荏苒，一晃父親長到了成年，在南倉庫（今香坊糧庫）給日本人拉稻糠維持生計，并取了高氏為妻，幾年以后，兩個女兒相繼出世，一家人借住在“上號”林家大院（今香坊區延福街50號左右）一個遠房親戚家，生活倒也安穩。可是天有不測風云，民國二十五年冬的一天夜里，父親突然被駐守倉庫的日本兵抓走了，當時大媽就被嚇得昏死過去。誰都知道，被日本人抓去還能有好嗎！有幾個人能活著回來。可能是父親命不該絕，亦或是他的為人救了他一命，七天后，在眾多工友的擔保下，三伯托熟人交了一大筆保證金父親竟然被放了出來，逃過一劫。后來才知道，原來是班頭（倉庫帶班的）搞的鬼，他趁父親不注意在稻糠里撒了幾把大米，栽贓陷害，說父親偷米，目的是為了讓父親求他通融日本人，好騙取保證金！父親是出來了，可是維持一家人的生計沒有了，交保證金還欠了不少的債，一家人陷入了絕境。常言道，福無雙至，禍不單行，自打父親被抓走那天，大媽受到了極度驚嚇，得了婦女病，沒錢醫治，在她三十三歲那年撇下兩個年幼的姐姐，含恨離世。

　　大媽去世后，父親帶著兩個年幼的姐姐無法在城里生活下去，便來到了農村，在一個叫宋家屯（今民主屯）的小村子安了家，靠給地主打工度日。父親老實厚道干活勤勤懇懇，從不多言多語，再加上父親識字，誰家有個婚喪嫁娶，紅白喜事的，都少不了父親幫忙，逢年過節，家家都要貼對聯，鄉親們求父親寫對子，他都是有求必應，從不推托，因而深得鄉親們的敬重。一九四七年，哈爾濱已經解放，各鄉、鎮都開展起了轟轟烈烈的土地改革運動，由于父親出身貧寒，又有文化，被土改工作隊選為村治保主任，投身于轟轟烈烈的土改運動中，翌年，好心的鄉親們見父親帶著兩的孩子生活很辛苦，便張羅著讓父親續弦，最終，父親娶了本村一孫姓姑娘為妻（我的生母），那一年父親三十六歲，母親二十二歲。

　　一九五八年，在“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的指引下，全國掀起了“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熱潮，在“以鋼為綱，全面躍進”的口號下，舉國上下大煉鋼鐵，支援工業、國防建設。當時村已改稱“生產隊”，社員們都去吃集體食堂，萬戶無炊。那年我已經四歲了，和其他小伙伴一樣，在村辦的幼兒園里過著無憂無慮的生活。父親當時是村里的會計兼治保主任，作為村干部，當然要起模范帶頭作用。我記得很清楚，我家的一口大鐵鍋還有一個不知已使用了多少年的已經磨得錚明瓦亮的黃銅盆也上交了。雖然父親對當時的做法心存疑慮，但是，他對執行國家的決策是堅定不移的，可是誰又會料到，好景不長，接下來的三年自然災害，給人們帶來的是痛心疾首的教訓。

　　一九六二年初夏的一天，這個平靜的小村子突然涌進了幾十口拖兒帶女衣衫襤褸的難民，他們先是挨家挨戶的要飯，然后都聚集在生產隊碾房邊的一個草棚子里，看樣子是不想走了。作為村治保主任的父親，當然要首當其沖。那些人里邊有一個雙眼紅腫、臉色煞白的中年漢子，自稱姓范，對父親說，他們是從“關里”逃荒過來的，家鄉遭災，活不下去了，聽人說東北比關里好過，他們就過來了。他說這一路上歷盡艱辛，拖兒帶女的真不容易呀，半道上還扔了一個孩子。他用期待的目光看著父親，懇請父親收留他們。

　　父親找來一些社員，收拾這個草棚子，先讓他們住下，又回家讓母親熬了一大鍋綠豆湯送來。安頓完這些人以后，父親馬上去了大隊，然后請示公社怎么辦。公社答復說，別的村也發現了大批的難民，派出所正在各村進行登記，原則上是讓這些人有親投親，有友投友，沒有親友的也不能看著餓死，把這些人組織起來，參加生產隊勞動，婦女下地挖野菜，他們正在向上級請示救濟糧。

　　在以后的日子里，這些樸實、善良、勤勞的“難民”們成了這個村子的主要勞動力，為他們的第二故鄉繁榮與興旺作出了巨大貢獻。

　　父親就是這樣的人，光明磊落，愛憎分明，嫉惡如仇，不謀私利。即便是自己的親人，犯了法也絕不袒護。

　　記得那是一個寒冷的清晨，拴在豬圈旁的“大花”不停地狂吠，父親出去一看是生產隊保管員，他慌里慌張地對父親說：“生產隊的倉庫昨天晚上被盜了，丟了兩袋面粉。”父親急忙戴上帽子和他去了生產隊。昨天，上級給生產隊撥下來一批救濟糧，這批糧食是從北大荒那邊運過來的，是全麥粉，一共二十多袋。由于昨天運糧車回來得太晚了，沒來得及把這些救災糧發放下去，誰知道今天就出事了。父親一邊派人到公社、派出所報案，一邊和村干部們沿著散落在地上的麥粉印找到了盜竊人的家——我堂姐家。堂姐和堂姐夫是近親結婚，堂姐夫是我四姑的兒子，我也管他叫哥，他們兩個都是智障人。當父親他們一幫人來到堂姐家的時候，這一家六口人還在做著美夢。一盆吃剩下的、被掰得七零八碎的烙餅放在鍋臺上，旁邊還有一碗煮得半生不熟的咸芥菜疙瘩，滿屋的草煙味嗆得人喘不過氣來。見到父親他們站在面前，傻姐姐用含混不清的聲音高聲狡辯著這事與她無關，不是她干的，傻哥哥則低頭不語悶蚩悶蚩的抽煙。父親氣得兩眼通紅，渾身發抖，半天說不出話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