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故鄉河崖村，在齊都鎮東北角的淄河岸邊，古時齊國故城大城城墻從村北迤邐西去，繞過東古城、田家莊、西古城村后，從齊國古城排水道口南去。如今古城墻已湮滅于流逝的歲月中，可我心中卻不斷勾勒出它的巍峨形象，讓我引為驕傲。

　　河崖頭村地勢高塽，東、北兩面緊靠淄河，西、南兩面有兩條深溝，河水充沛時，可引來河水作為村莊的屏障。古來淄河十年九澇，就是在枯水的冬春季節，也會有山泉從遙遠的發源地送來細流，為河海不擇細流作了一個小小注腳。夏秋常常下山水，就是我們說的洪水，每場山水，都要從上游卷下一些民房，帶走一些生命。我們村有“使（累）死龍王，淹不到河崖頭上”的俗話。相傳有一年下了山水，人蹲在河崖上，手里拿著一柄攤煎餅時舀磨糊子的勺子，一探手就能舀上水來。十幾丈高的懸崖呀！

　　我小的時候，我們隊長派工，說在西寨門集合，其實打我記事起，就沒見過寨門的模樣。父親約略指指那個方位，說，就是這里了。記得寨門外一條深溝，北通淄河，南與狼家溝（南溝）相接，溝內一大片楊樹，高可接天。溝地里有蛤蜊皮，很厚的那種，可以作化石寫字用，我們叫做面蛤蜊，到衛生室換針藥盒，把鉛筆放進去，上學時就不必擔心鉛筆尖被折斷了。我把面蛤蜊帶回家，父親說：“我們這里通海眼。”那片楊樹是我們的樂園，我們有個游戲，每人拿了一枚楊樹葉，兩個人把葉柄套起來拉扯，斷折者為輸。曾經，流蕩著多少歡呼雀躍和面紅耳赤！秋后，還可以摟起揚葉，收進葦筐里去，或者用針線穿起長長的一串，作攤煎餅或搟餅的燒柴，喚來父母的贊揚。

　　西溝，在整大寨田的年代，在人們“干到臘月二十九，吃了包子再下手”的沖動中整為了一片平地。八十年代末期，六十年代生人的那一茬到了結婚年齡，村里規劃了宅基地。再往西不遠，就是中國臨淄東周墓殉馬館，著名書畫家劉海粟題寫了“殉馬奇跡天下無”。這里，地下躺著為齊景公殉葬的600余匹戰馬，現在對外展出的是西南部發掘的106匹。我小的時候，記得這個墓挖出了很多石頭，我們隊就在不遠的崖頭上建了一個石灰窯。石灰窯原料的來源，一是把那些巨石破碎后送進窯坑，再是下河篩沙，把過出的石子運來。這個墓，是5號墓，既給我們村帶來了榮耀，又為村民帶來了實惠。在老百姓眼里，就是一把馬骨頭，可是考古人員挖掘時一把小鏟，一把笤帚，那個仔細，寶貝的什么似的，唯恐傷了筋骨。展廳建好后，天南地北的人都來看。更有中巴大巴拉來藍眼黃發的西方人，還有長相跟我們一樣的日本人、韓國人來看。從我們村頭一直通到辛（辛店）廣（廣饒）路的一條沙子路，修成了柏油路，我的鄉親們至少比新農村建設提前20年走上了“小康路”。

　　父親說，我們村原來不叫河崖頭，叫“人和寨”（這三個字是否這樣寫，待考）。他小的時候，寨門還在。我想，這個村名，更多的寄予了鄉親們的一種期望，就是全村老少抱成一團，和和氣氣過日子。

　　父親說，我們村的圍子墻，在臨淄鄉村沒有能比上的。圍子墻是兵荒馬亂年代，長毛子反的時候建造的。長毛子，是指洪秀全的隊伍，他們反清蓄發，所以這樣叫。按照官寫的歷史，洪秀全是要推翻滿清統治，解放人民的，所到之處應該莫不歡欣鼓舞，夾道歡迎。但我的祖先們卻不愿意得到“解放”，像防賊一樣防著他們。官寫的歷史一旦上溯到我們揭過的一頁，現實總是比歷史所表述的要殘酷。我們村面臨的困境，就是打圍子墻防賊。這樣的事情，經過聚眾商議，議定大戶出錢出資，各家各戶出工。村里的幾個大戶為你多我少爭執不下的時候，有個大戶出來表態：“我修三面子，你們修一面子。”在場的人一驚，險些把眼珠子掉出來。在他們眼里，這個戶一向不肯拋頭露面，節儉以至于吝嗇。村里逢年過節請戲班子，讓全村人樂呵幾天，照樣是大戶掏錢，無論誰到他家募資，照樣是吃閉門羹。碰了一鼻子灰的人發下一句狠話：“你們家別看。”主人氣定神閑：“我們不看。”他自己不看，他也約束住兒女，還有長工、短工。在村人的心目中，他是個守財奴、鐵公雞，一毛不拔。關鍵時候，他一下子扭轉了闔莊人的看法。長毛子攻打我們村的時候，高高的圍墻固若金湯，加上鄉親們動用了打鍋鐵的抬槍，敵人攻不下來，只好繞道走開。

　　河崖頭是形勝之地。在村子的西北角，曾有一個道觀修真觀。這個觀是“斗子”建筑，面額掛了“李良重修”的牌匾。大殿頂部屋脊上當間一個寶瓶，藍色的，晴日藍光熒熒，耀人眼目，不幸流失于日寇入侵的年代。修真觀東面是淄河，觀前一道溝，名為觀溝（農業社時期，這個名字被鄉親們作為地片的名字，用起來易于表達。），河邊有數眼清泉，常年有水，清波瀲滟。其中有一眼泉馬蹄模樣，有兩個笸籮大小，稱為馬蹄泉。觀里雖然有一眼水井，卻把馬蹄泉作為飲用水源。修真觀里有個果樓，是登高望遠的地方。站在頂端，晴日，往南可以看到二十里外的牛山。向北，如果運氣好的話，興許能看到泄柳店洼地上空的樓宇鬧市。旱地上也有海市蜃樓，不知誰能解釋通。我讀過蒲松齡先生的《山市》，“信其有”的成份在心中占了上游。也許，我的父老們所說不虛。據說淄河邊有九寺十八觀，現在的“大夫觀”，它的命名不知確否與道觀有聯系。這些觀中，唯修真觀與皇家有干連，據說有堪輿家認定這里隱隱有天子氣，而保住皇家世世坐牢龍椅的辦法，就是建一座道觀把帝王氣鎮壓下去。修真觀如果不是毀于民國年間的拆觀興學，能保存到今天，會把今天的一些仿古景點或人造文物踩在腳底下！

　　我們河崖頭的姓氏不多，大體有王、薛、耿、張、趙、劉、榮、徐等（不含嫁到這里的女人的姓氏）。相傳我們村前頭還有楊家莊，但從我記事起，我們村里就沒有楊姓，說是村前那條溝名曰“狼家溝”，狼吃羊，我們村不發姓楊的人，楊姓逐漸沒落，剩下幾戶避走他鄉。我曾十分聰明地說：把那條溝的名字改了不就得了。老人們說，那不行，天星照著呢！我們村是元末明初立莊，為張氏、趙氏所立，距今有近600年歷史。父親說，我們王氏是洪武年間，由河北棗強縣遷來的，王孔、王覺兄弟二人挑著花簍筐，筐里挑著孩子衣食，身后跟著老婆，逃荒過來。他們一個在河崖村住下，一個卜居于崖付莊。現在我們王姓成為村里的大戶，原來立莊的幾戶人煙不旺。據說，是讓朱元璋一口封死的。朱元璋小時候討飯，在山東當過放牛郎，把牛頭牛尾巴掖在山縫里，牛肉燒熟跟伙伴們分吃了，向戶主說牛鉆進山縫里被擠住了。戶主一拽牛尾巴，牛“哞哞”叫。這個神乎其神的故事，至今還在坊間流傳。討飯花子坐了金鑾殿，摸老底的山東人自然不服。朱元璋為了堵塞民口，發出了“收殺山東”的指令。大將常遇春、胡大海屠戮山東，所過之處，片瓦無存。他們殺上半天，站到高處，看到哪里還有炊煙，再過去殺，直殺得僥幸活下來的戶不敢舉火做飯。朱元璋說：剩下些坐地戶，成不了什么氣候了。

　　我特意翻了民國二十二年（1934年）重修的《王氏族譜》，前面有十五世孫王本厚為光緒三十二年重修族譜寫的序：“近代以來，東省人民一摧殘于金人之蹂躪，再流離于元末之兵燹(xian)，民之土著者益希……余王氏原籍河南，于明洪武間奉官文遷徙，發自彰德，分自棗強，著籍于壽光王皋，卜居于臨淄城東北河崖頭莊，由是分支而東古城、而土橋、而曹村、蓬科、泄柳店十數村莊，不盡枚舉。然而王皋以前則未易辨矣；彰德之上，尤莫之詳矣。”我翻看族譜，我們的始遷祖是王欽，下又分為四支，沒有找到王孔，王覺的名字。父親的口述與族譜的記載不合卯榫，想分出一個真確是困難的。還是讓它們互文，作為我對故鄉的放大與向往吧。我們的二氏祖墳就在楊家莊東頭，文革前被平掉，附近住的一戶人家后來做了大隊衛生室。倘若二氏祖墳保留下來，今天一定會有王氏后裔從四面八方趕來祭祖。

　　我們村以王姓居多，所以老人們說是“父子莊園”。鄉親們也就一團和氣的過著日子，喝著淄河水，吃著地里打的糧食，過著太平日子。到了1976年淄河斷流后，靈秀水地就變得一天天蒼涼了。

　　我沒有混出個好樣，屬于“白丁”布衣一類，既沒有光宗耀祖的能力，也不能為鄉親們做些有益之事。但如果有人問起我，我會面無愧色地說：“我是河崖頭莊人。”河崖是我的出生地，我想，將來我終會回來。所以，我會拍著胸脯說“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有沒有掠家鄉之美的意思呢？兒女說母親好，有什么錯？水有源頭，樹有根系，這是我們無法改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