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6月24日，當我得知自己中考落榜的消息時，我一時氣急之下，就將張貼在我家中神龕木板壁上的，我從小學一年級至初中三年級將近8年之中所獲得的那大大小小的獎狀共48張統統都揭了下來，整整齊齊地疊放在我家大門口前的屋檐溝里，憤怒地擦燃了手中的那一根火柴，將它們點燃，讓那些代表著我過去的無限榮光與蘊含著我曾經灑下過的無數汗水的紙，隨著火苗的舞動和煙霧的搖擺飛升，騰空而去……

　　今日得閑，在我整理學生時代的所用之物時，我真沒有想到：一個講議夾和一本三好學生證居然在那場泄憤的焚燒中成了漏網之魚。于是，我就把它們用手機都拍攝了下來，拿出來曬一曬，順便來祭奠和疏理一下，那一段在我的生命中算起來也稱得上流金的歲月。

　　從1979年9月1日進入小學至1987年6月初中畢業，在這將近8年的時間里，因為當時我家里的生活狀況不是一般的困難，所以，有多少次我不能按時交清書學費時無助的痛苦；有多少次老師為我免除學費時深情的關懷；有多少次我為了能購買一本《袖珍英漢小詞典》在放學路上冒險爬上野生的鹽膚木樹（本地人稱之為五倍子樹）搖晃不定的高枝采收五倍子（樹葉上五倍子蚜的蟲癭）；有多少個月里洪遠軍校長竭力為我爭取政策資助而力排眾議，發給我每月4元人民助學金補貼住校生活的艱難；有多少次憑著所獲得的“三好學生”獎狀或證書到生產大隊去領取獎學金的故事……那些經歷，現在都歷歷在目，我都記得清清楚楚，這輩子直到我的生命終結時也不會忘記。

　　看到我在初中一年級第二學期獲得的這本幸存下來的“三好學生”證書時，我回味起了一段憑借個人的品德修養與腦力勞動就可以獲得獎勵的往事：

　　從抗美援朝的戰場上退役回來的老志愿軍人趙秉權同志，擔任發展生產大隊黨支部書記期間，于1984年9月在石滓人民公社開會時，他主動找到本公社中心小學校的洪遠軍校長與他交談，并向洪校長表態：凡是戶口屬于發展生產大隊而在公社的中心小學校就讀的初中生，憑自己在學校獲得的“三好學生”獎狀或證書，可以到發展生產大隊去找他簽字領取獎學金。我在1985年7月12日獲得了這本“三好學生”證書。在這年的暑假里，我拿著這本“三好學生”證書去找趙秉權同志，他非常高興，因為在這一年里發展生產大隊在在公社的中心小學校上學的60名初中生之中有兩個（另一個是我的同班同學黃懷剛）獲得了這種榮譽，他認為我們為發展生產大隊的1502人爭了光，他同意發給我們每人一張“大團結”——人民幣10元。我所領到的這張“大團結”，比當時的代課教師一個月的工資還多出4元；當時能夠買到11本《漢語成語小詞典》或者能夠買到6本《袖珍英漢小詞典》；如買大米或者面粉，當時也能夠買到72斤大米或者面粉；如果買豬肉當時可以買到15斤，夠家里的8口人享受吃上5次油葷的生活待遇。

　　初中二年級第一學期，我們學校初中部舉行了作文競賽，題目為《欠收》，三個年級六個班共326名同學參賽，全校的語文老師統一評比，結果是：一等獎空缺，二等獎2人，三等獎5人。我名列獲獎的7人之中，獎品就是寫上了二等獎獲獎情況的這個講議夾。

　　時光荏苒，歲月匆匆，語文課本上的課文從《我愛北京天安門》至我國唐代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白居易的名篇《賣炭翁》，在學習的過程中，我增長了知識，也增長了見識，還培養出了良好的品性；那一段生活對我來說，在我的生命之中也算是一段流金的歲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