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不偉岸，不強悍，不婆娑，不瀟灑。他只是一棵普通的樹，一棵不被任何人注目的普通的樹，一棵在貧瘠的土地上倔強生長的普普通通的樹。

　　他出生在一個靠勞動創造殷實的農家。他的曾祖挑著籮筐從“南荒”逃到松花江邊，在這里落了戶，帶領全家垅耕田畝。全家老少三代，三十幾口人和和睦睦。他的父輩老哥六個，個個是農家里手。下地弄田，趕車拉腳，編筐窩簍，樣樣齊全。老大是車把式，老二是半拉廚子，老三會木工，老四會打鐵，老五是遠近有名的柳罐匠。老三能精打會算，主持家政。全家人省吃儉用，幾代之后，這個家族成了這一代的望族。附近的鄉親都羨慕這個家族的和睦和殷實。他是這個家族的長房長子，全家人把家族的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給他起個名字叫“寶珍”，“寶貴”的“珍珠”——可見他在族人心中的份量。老人破例送他上學讀書。家里人不再叫他的名字，而親昵地稱他為“學生”。“學生”，這決不是一個簡單的稱呼代號。這稱呼里寄托著全族人多少希望，多少期盼，多少信賴！他，是這個家族的未來！他讀到“優級”快畢業時，東北“光復”了。東北大地開始了轟轟烈烈的土改運動。這個家族只因為殷實就被劃為斗爭對象。頃刻間這個殷實的家族就家徒四壁一貧如洗了。他不能再繼續他的學業了。

　　他十五歲的時候，娶了鄰村謝家的比他大三歲的女子為妻。這就是我的爸爸和媽媽。十五歲，還不諳世事，就要承擔家庭的重負了！既要為家族傳宗接代，還要為復興家族而操心操力。這，對一個十五歲的孩子來說，還不夠殘酷嗎！

　　十六歲上，他就做了父親。當媽媽把我帶到這個世界的時候，我的家連一塊包我的褯子布都沒有了。當年的大家族的少爺，一下子成了窮苦家庭的新主人。老人們不甘心這樣的生活，在父親十八歲時，全家人七湊八湊，把他送到哈爾濱學裁縫。這便成了父親一輩子的職業。

　　我六歲的時候，爸爸已經是哈爾濱市公安局服務合作社的正式職工了。他是這個家族中有史以來走出農村的第一人。他將創造這個家族嶄新的生活歷史。這一年春天，爸爸把媽媽和我接到了哈爾濱。一個農村娃第一次進省城，眼睛里什么都新鮮：我第一次知道人走的路可以不是土的，爸爸告訴我這叫油漆馬路；我第一次知道人住的屋子可以好幾層，爸爸告訴我這叫樓房；我第一次知道人坐的車可以不用馬拉，爸爸告訴我這叫電車；我第一次知道照亮的燈可以大頭沖下，爸爸告訴我這叫電燈；我第一次知道……，爸爸告訴我…………我第一次站在松花江邊，望著滔滔東去的江水，望著來來往往的江帆，想起家鄉那彎彎曲曲的西小河，啊！我真想投身江水，重新洗滌自己的靈魂。我第一次走進動物園，看著那上下攛掇的猊猴，聽著那令人顫栗的虎嘯，想起家鄉咪咪汪汪的貓狗，啊！我真想奔向森林，重新構造自己的世界。是爸爸把我帶進了這么多彩的生活！

　　可是，只一年多，爸爸為了照顧去不了省城的爺爺奶奶，毅然辭去了那份令鄉下人羨慕的工作，回到了老家。孩提時的我當時并不知道，也不懂得，甚至不理解爸爸為什么這么做。經常和爸爸磨叨“我們要是不回來有多好”。每每這時，爸爸都嘆著氣，搖搖頭，無奈地說：“你不懂啊！”是的，我真的不懂。可現在，經歷了生活滄桑的我，懂了。懂得了爸爸這是一種怎樣的犧牲！一個“孝”字讓爸爸犧牲的多么慘重！那不單單是一份“城市人”的名簽，一份“工人”的職業，那是爸爸的前途，那是爸爸的生活，那是爸爸的命運！爸爸常說：“我沒有能力讓老人們過上好生活，但我不能為了自己而不管他們。”這無論如何也不能成為名言，但它卻深深地銘刻在我的心中。

　　回到老家后，爸爸一邊參加生產隊的勞動，一邊干著裁縫的活，用自己的勞動維持一家老少六口人的生計。那時的家上有三位老人，下有正在讀小學的我，媽媽又患有嚴重的肺原性心臟病。全家只有爸爸一個整勞力。但，我從未聽他抱怨過。有時，勞動了一天之后，他還饒有興趣的和鄰居們坐在一起講三國故事。什么借東風，什么捉放曹，他講的有聲有色，鄰居們聽的如醉如癡。我不明白爸爸怎么知道的那么多。只有在說起他在哈爾濱的那段生活時，在興奮之余他常常顯出幾絲無奈。

　　人的承受能力畢竟是有限的。我讀小學五年級的時候，爸爸終于病倒了。我不知道爸爸得的是什么病，只知道他渾身無力一走三歇。但他就是堅決不躺在炕上。這場大病使他開始研究上了醫學。我還記得，家里的第一本醫書叫《醫宗金鑒》，作者是資深老中醫張仲景。后來又有什么《湯頭歌訣》，什么《民間驗方》等等。直到現在，他還經常搜集些偏方什么的。他的小本本上記了一方又一方。他自己抓螞蟻種黑豆，配制的螞蟻黑豆丸真是上好的強身補腎的良藥。

　　我上高中一年級的那年冬天，他又病了一場。那是因為他在生產隊里刨糞，為了多掙工分，別人都收工了，他一個人還在那刨。累得滿頭大汗，他就脫下棉襖，只穿著一件小布衫。一下子，他感冒了。他以為挺一挺，出點汗就能好。就耽誤了治療。感冒引發成了胸膜炎。就是這樣，他也堅決不去住院，只靠隊里的赤腳醫生打打小針吃點小藥。我趕回家里，看著炕上這張蠟黃的臉，我實在受不了了。為了我，為了家，爸爸竟然病到了這個程度！我也十七歲了，“年齡十七不算小，家中的擔子千斤重，我也該擔上八百斤”。我不想繼續念書了，我要回家和爸爸一起挑起家庭的重擔。可爸爸說什么也不答應。他用雙手撐起病弱的身體，一邊咳著一邊說：“你快回學校去。我不指望你將來做官發財，考上大學哪怕讀一天，我也算為咱家供出一個大學生來了。”質樸的語言，殷切的希望！我帶著這份沉甸甸的希望，邁著沉甸甸的步伐，走上了東官道。我知道，這個生養我的小山村的人們都常年累月地勞作在給予他們衣食的土地上。解放后，村里先后從這東官道上只走出去三個人，都是從軍的。一個復員后在村里當了大隊支書，另兩個復員后都在外地安排了工作，再也沒回到村里來。我是做為讀書人從東官道走出小山村的第一個。我是家族的長子長孫。我的家族祖祖輩輩都是農民，祖輩兄弟六人中，只有爺爺讀過幾天“私塾”，能記個小賬。父輩中，只有爸爸讀到“優級”，還沒畢業。

　　我是全家族中最有“文化”的了。我從這東官道上一走出來，肩上擔著的是振興家族的希望。所以我“沉甸甸”的了。

　　可我最終還是沒能正常地考上大學。我讀到高二下學期就開始了“文化大革命”。1968年6月8日，我高中畢業，又從東官道走回了生養我的小山村，回到了爸爸的身邊。雖然我是這個小山村有史以來的最高“文化人”，但總覺得辜負了爸爸的希望。爸爸道是豁達：“趕上這時候了。”媽媽也說：“這不怪你。”但我知道這是爸媽安慰我，我還是欠下了二老一份“債”，一份我無法補償的“債”。直到1978年，我才以全縣第一名的成績考上了黑龍江省函授廣播學院，1982年又考上了東北師范大學。爸爸高興，說：“咱家終于出了個大學生！”可媽媽卻永遠不會知道她的兒子圓了她和爸爸的夢。

　　媽媽走后，爸爸為了不拖累我，就帶著弟弟妹妹艱難度日。為了貼補家用，他貪黑起早扣大棚，育秧棵，種菜籽……他再也沒有心思講今說古了。這樣的日子他熬了十六七年。

　　待弟弟妹妹長大了，相繼成家之后他才松了一口氣。他背起了裝有簡單工具的背包，開始“周游”各地——到處奔走修理縫紉機。他一走就是幾個月，甚至是半年多。他不用兒女養活，卻總是用掙來的錢貼補兒女。直到現在，都八十二歲了，整天還是閑不住。修縫紉機，磨剪子，磨菜刀，他總有來錢道。偶爾打打小麻將，輸贏他都樂呵呵的。

　　老爸每天早起，一碗螞蟻黑豆粉的雞蛋水，熱乎乎地喝下后，就站在窗前，沐浴著滿目春光，做他自己編的“體操”。扭扭腰，聳聳肩，搖搖頭，還掄起雙臂拍打著后背前胸。“啪啪啪”的響聲傳遞著老人的力量和底氣。他的腰板比我還直溜，他的臉色比我還紅潤。我常常和弟弟妹妹說，老爸的健康是我們的福分啊！今年的春天，老爸又愛好起攝影了。天天拿著相機到處攝取春光。青龍山的樓臺亭榭，月亮湖的鲅魚公主，世紀廣場的拓荒牛，碧霞公園的老槐樹，處處靈顯著春天的色彩，片片飽含了老爸的喜悅。

　　有這樣的老爸，我不敢稱老，不敢述說自己的暮秋神話。我還得做春天的榆槐，雖滿干的皺褶，卻要在風雨中挺立不彎，要生榆錢，要散槐香。要用自己的努力妝扮自己的春天，妝扮家庭的春天。于是，我不敢也不甘閑賦在家，不甘也不敢留戀麻壇。我應聘到了區史志辦，在春光里尋找這個年輕城市的歷史。我回歸到了雀之巢，在春光里享受這個網絡文壇的豐富。

　　每天坐在電腦前，白天沐浴著明媚春光，夜晚撫摸著習習春風，用“一指禪”敲打著鍵盤，一股股春天的氣息讓我沉醉，讓我銷魂。哦，心里有春天，這春天就是永遠。

　　耄耋老爸他就是這樣普普通通的，卻又倔強生存的——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