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兒總愛纏著我讓給她講我童年的趣事。事實上那寂寞、單調、讓人孤獨無依的生活往往使我顫栗，以至于有很長一段時間我拒絕回憶。可那些林林總總的往事，卻常常象春野里的青草，在不經意間長成茂密的一片，根子深深地扎在記憶里。

　　我的童年是在北方一個破敗的小鎮上度過的，父親在那里任地方行政長官。貧瘠的歲月里，媽媽總是設法讓我們穿得得體一些。我的玩伴卻是那些衣衫襤褸的農家娃娃，他們純樸而又愚鈍。我們整天奔跑在野地里，天高地闊我們卻很渺小。我常常坐在夕陽下的田埂上望著嘩嘩的楊樹林發呆。春天來了，河水在很遠的地方默默地流著。我的思緒卻總在逆光的地方閃爍，比如一條藍底白花的裙子，比如一輛有著巨大輪子的卡車馱著我們遠遠逃離這卑瑣破敗的小城。我總是渴望過一種非凡的日子。童年的心理盛滿了憂傷，早熟的心事常常在夜晚把枕頭濡濕。

　　我出生在一九六五年那個青黃不接的歲月里，據母親講因懷我的時候營養不良，生下我時，只有三斤多重，象一只貓一樣，可以裝進父親那寬大的鞋子里。在隨后的幾年里我一直長得很慢，但是對書本與生俱來的喜歡卻迅速超過對食物的欲望。兩個加在一起大我五歲的哥哥在放學后用粉筆、毛筆把所有的院墻和家俱涂滿字畫。因此，這直接刺激了我對漢字的親切感，五歲時我就能翻看父親的報紙，把能找來的幾個小人書讀得倒背如流。

　　我的姨父母都是五十年代的高材生，那個時代荒置了他們的才智，但他們擁有的大量藏書卻滋養著我們兄妹。說來讓人難以置信，很多中外名著諸如《紅樓夢》、《青春之歌》、《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我都是在小學三年級以前似懂非懂的啃完的，這是那個時代畸形的產物。我們幾乎沒有在課堂里受過正規教育，我們的教材都是手上有著厚繭的農民編寫的。學生們最熟的課文是“毛主席萬歲！共產黨萬歲！我愛北京天安門！”在一片呼嚎聲里，我獨自坐在墻角，把一本本磚頭一樣的書吃進肚子里。保爾柯察金那凍裂的傷口和冬妮婭厚厚的皮大衣，象一幕話劇在那失眠透著寒風的教室上演。

　　我的女兒會玩玩具之后，買玩具幾乎成了我的僻好，以至于她的房間成了玩具超市，而且還得不斷地向外清理。其實這玩具多半是買給我殘缺的童年的。六歲時，我們家和一對南方下放的知識分子夫婦處鄰居。盡管他們家的生活也一樣地拮據，但偶爾會有包裹從一個叫南京的神秘的地方寄來，有布娃娃、小汽車、還有一些乳膏干、奶糖之類的東西分給他們的三個女兒。那些洋里洋氣的東西讓我們驚羨得眼睛發綠，也成為童年遺憾的淵源。唯一讓我得到彌補的，是我的小哥哥會用黃泥制作許多有輪的小汽車、駁殼槍，還有各式各樣的“餅干”。但實際我們吃到的餅干，把它稱為面餅更恰如其分。糖塊也只有一種用紅薯熬制的硬黑的小方塊。我常常偷一些媽媽裝在瓶子里的白糖當零食，偶爾吃到一次牛肉，我們就切一塊放在口袋里，一絲一絲地撕著吃，那味道實在好極了。我最開心的事情。就是哥哥找來一些小玻璃塊涂上色彩和人物，用手燈照在墻上，一幕幻燈劇就在他們不倫不類的解說中上演了，有時候豬八戒還沒下臺，一個眉目不怎么清晰的解放軍戰士就上了場。他們除了開電影公司，還辦了報紙，不過發行量僅限于我們三個。大哥寫發刊詞，然后就抄上一些三句半對口詞之類，二哥負責畫插圖。最燦爛的一次，我那別出心裁的哥哥用一張大牛皮紙給我做了一條帶折的長裙子，讓我穿上在屋子里飄飄欲仙，稀里嘩啦地繞圈子，他們前仰后合地評價著。但我喜歡這裙子，放了很長時間。我們還在門前的空地上種上甜瓜和花生，在等待成熟的日子里，常常使我夜不能寐。

　　爸和媽總是無休止地開會，整晚整晚地把我們扔在家里。記憶里媽媽除了讓我們吃飽穿暖之外，從沒有時間愛撫過我們，因而今天做了母親的我也不會和女兒親昵，我的記憶里的母女程式根深蒂固地影響著我，盡管母親極愛我們而我也極愛女兒。那時最讓我們兄妹頭疼的莫過于那個姍姍來遲的小妹。爸媽去開會，留下一群驚魂甫定的小孩子，還要照管一個更小的娃娃。大哥圍上媽媽的頭巾背對著我們，小妹以為是媽媽，就會有片刻的安靜，但一旦東窗事發就會有更兇的哭聲。氣極了的時候我們便把媽媽洗衣用的大木盆反扣在地上，讓她站上去，一邊敲打木盆一邊開批斗會，盡數她哭鬧的無理。小妹常常在驚嚇里合上困倦的眼。直到媽媽回來，我們才能像解放了似的逃回自己暖和的被窩。一邊聽窗外呼呼的風聲，一邊聽媽媽納鞋底子抽拉繩子的刺啦聲。在這輝煌的樂章里，媽媽的身影被照在墻壁上，那樣神圣，又那樣溫暖。

　　我從十二、三歲就開始夢想著走出去。北京和南京在我心目中無疑于圣殿一樣。但79年的高考，我只是考到了一個小城市讀讀中專，83年又考進省城讀了大學。到北京讀大學的渴望，就只能成為我心中永遠的遺憾和夢想。

　　我的愛情幾乎是在我措手不及的時候猝然而至，使我迅速成了她溫柔的俘虜。據說十七八歲的我曾經美麗飄逸，但我一天到晚都沉浸在書中的故事里，我對所謂戀愛的說法漠然而視。我覺得既很抽象離我又很遙遠，我心中的愛人絕對不是個天天敲著飯盆往食堂跑的人。他英俊、溫情、善解人意，他那漂亮的文筆和優雅的談吐，就該象書中描繪的那樣。就在這時，那個鼻梁上架著黑框眼鏡的獵手終于出現了。我在他的箭矢面前馬上失去了方向。我們開始書信來往，甜言蜜語、唇槍舌劍，經過六年的征伐，書信達數千封，百分之百的紙上談兵。一直到現在，我們還習慣于書信交流，它的最大優越性表現在生氣的時候，一頁稿紙往往正面是我的勸降條件，背面是他的答辯和懺悔，從不需要別人調停。

　　十七八歲我就開始發表一些小小說之類的東西，辭藻華麗，內容空洞，充滿幻想。被遠遠近近的人們譽為才女。事實上我身上存在著一種與生俱來的自卑，從小學到大學我從沒認為自己優秀過。不善言詞不諳世事，羞于拋頭露面，眾人面前往往辭不達意，常常面對自己的內心一遍一遍地清理是否做錯或說錯什么。對例假這種事我也會惴惴不安。后來我把這些講給丈夫聽，他說這大約與我童年時父親常常受到迫害，全家人受壓抑有關，也可能與我七歲時無意中劃破報紙上領袖的頭象，嚇得發了一場大燒有關。但是，他總結說，腦子與白癡相比，還有相當長一段距離，這完全可以從馴化他的手段上看出來。

　　三個月丈夫從歐洲回來，給我帶回一件溫軟的皮大衣。在紙裙子和皮大衣之間，我已經深深淺淺地走過近三十個年頭，眼淚與微笑，光榮與夢想，所有的日子就象一柱燃燒的香火，光明的后邊就是灰燼。在熱切的期待之后我才突然明白，我渴望過一種更加平常的生活。丈夫不必要出人頭地，女兒也不用噙著眼淚爭第一。我要讓他們好好陪著我，愛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