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除夕的夜晚，在婆婆家聚餐時，又看見了那枚擺在玻璃柜里的毛主席像章 。

　　最初見到它，是一九八三年的春天。那時，我還沒結婚，是第一次去拜見未來的公婆。婆婆個子不高，干凈利落，一副和藹可親的樣子。我一進門，她就忙著給我倒茶水、 拿瓜子、拿糖果，然后，就笑瞇瞇地坐在了床邊上。公公正在讀報，忙從沙發上站起來，向我點點頭。他個子高挑，身材挺拔，戴著一副乳白色的近視眼鏡，鏡片后面的一雙大眼，炯炯有神，頭發梳得溜光，氣質儒雅，文質彬彬的，穿了件藏藍色的中山裝，左胸前戴著一枚毛主席像章。當時，公公四十九歲，擔任著我們機械制造公司生產處副處長，主管著下屬七八個廠子的生產任務。

　　那枚毛主席像章，有貳分錢鋼镚那么大，底色是大紅的，襯托著金黃色的毛主席頭像。

　　我也戴過毛主席像章，是在文革期間。到了八十年代初，也像大部分人一樣，不再戴毛主席像章了。而公公還戴著，這多少讓我有點好奇。

　　其實，好奇的還在后面呢。

　　一九八七年，五十三歲的公公，被機械制造公司派往一個大型企業當廠長。

　　公公上任的第二年，公司要組織各個廠的廠長、副廠長、總工出國考察。公公向上級表態：廠里效益不好，我不去、副廠長也不去，讓總工一個人去，這樣，可以減少一筆開支。

　　公公這樣做，使許多人不理解，廠里從上到下議論紛紛，他們說公公是個傻子，哪有公費出國不去的道理？我聽說后，也認為公公太傻，不趁著在臺上出國去看看，以后還哪有機會？

　　接下來，廠里又蓋了兩棟住宅樓，用以改善職工的居住條件。不到兩百套的住房，要面對廠里四千多名職工，僧多粥少。許多職工都說，就是爭破腦袋，也要分到房子。所以，職工和家屬都緊盯著廠里的分房方案，生怕稍有疏忽，漏掉了自己。

　　廠里也擬定了好幾套分房方案。公公看完后說：就那么幾套房子，干部一分，再獎勵一些，輪到工人還有嗎？我放棄分房。

　　聽說公公不要新房，婆婆不愿意了。公公家是個四世同堂的大家庭，在家里，男人們基本不做家務、不做飯。做家務，做飯的都是女人，公公家主要是靠婆婆，奶奶有時給幫個忙。婆婆非常賢惠，對公公一向言聽計從，一直毫無怨言地為家里默默地付出的，她既要上班，還要做家務，既要伺候老的，還要伺候小的。這次，婆婆一改常態，大聲質問公公：這套房子住了二十多年，沒有暖氣，又是底層，又臟又吵，又黑又暗，你為什么不要新房？

　　公公自知理虧，他也感到對不起婆婆，知道婆婆對新房也是盼望已久。就喃喃地說：我知道你很委屈，可是，誰讓我是共產黨員，我是廠長，我是他們的領導呢？

　　其實，不光是婆婆生氣，我們子女們也認為公公太傻，太正統，分新房是論資排輩，又不是搞特殊，都五十六歲了，眼看快到了退休的年齡，一旦退下來，以后還到哪里去分房子？錯過這次機會，實在可惜。

　　可是，我們在這個家一貫沒有言論自由，何況公公已經做出了決定。

　　公公做廠長之后，最先使我先生感到了尷尬與別扭。因為，他與公公同在一個企業。這在別人看來是個好事兒，有父親這個廠長罩著，兒子發展起來豈不如魚得水了？然而，事情并非如此，兒子太了解父親的鐵面無私、六親不認了。為了不給父親找麻煩，做兒子的嚴于利己，從不拋頭露面，做什么都是小心翼翼的，生怕給父親帶來不好的影響。

　　而公公不但對兒子要求嚴格，還在兒子仕途的發展上，橫加干預。公公上任不久，當得知要培養他兒子做科室領導時，就非常嚴肅，態度明了地對組織上說：他不合適，還是培養別人吧！

　　兒子聽說后，非常想不通，回到家氣憤地質問父親：我為什么不合適？

　　公公說：正因為你是我的兒子，所以不合適。

　　兒子氣得臉色鐵青，無言以對，好久都不回父母家去，見到父親都是躲著走。

　　那個時候，正值改革開放，私營企業如雨后春筍，使國企受到了嚴重地沖擊。公公所在的廠里經濟蕭條，經濟效益日漸衰退。加之工作上的不順心，我先生趁機向公公提出，還不如把他調到效益好點的單位去，這樣即可以增加收入，減少沖突，也不影響他的發展。

　　公公卻說：我是共產黨員，你是我的兒子，不能搞特殊。都調到好的單位去，這個單位誰來上班？

　　我先生氣得七竅生煙，我也非常生氣，世界上竟有這樣不顧兒子前途的父親？甚至懷疑我先生不是公公所生。從那以后，我們兩口子，大半年都沒回公婆家去。

　　二

　　從此以后，父子倆產生了隔閡，爭吵便成了家常便飯。爺倆脾氣都大，還犟，只要坐在一起吃飯，就會面紅耳赤，爭論不休，火藥味十足。爭吵的內容不外乎就是立場問題，世界觀問題。我先生看不慣社會上的一些事情，喜歡發牢騷，公公不愛聽。

　　一九九零年的除夕，婆婆和奶奶準備豐盛的年夜飯，全家老小十幾口子熱熱鬧鬧圍坐在一起，推杯換盞，沉浸在溫馨與祥和的氣氛當中。公公身穿中山裝，胸前戴著毛主席像章，危襟正坐在上座。旁邊的兒子，姑爺們嘰嘰喳喳，邊吃，邊喝，邊聊，從天南地北聊到各自的工作，又從身邊的小事聊到國家的大事。孩子們吱哩哇啦，滿地亂跑。

　　這個時候，只聽我先生說了一句：現在有的共產黨干部太不像話，自私的厲害！

　　話音剛落，就見公公放下酒杯，蹭得一下站起來，瞪著眼，厲聲訓斥道：共產黨怎么了，共產黨把你的孩子扔到井里去了？我不允許你這樣抹黑共產黨！

　　我先生不服，擰著脖頸，爭辯說，現在有些共產黨干部就知道為自己謀福利，不為百姓辦事。

　　公公反駁道：那也不許你這樣說。父子倆你一句，我一句，唇槍舌彈，互不相讓地吵了起來，越吵越兇。只聽公公大喊了一聲：滾！我先生一氣之下，摔門而去。頓時，屋里喜慶的氣氛一掃而光，年夜飯也不歡而散。

　　面對婆婆的埋怨，公公說：我要與他斷絕父子關系！然后，又對不知所措的我說：不過，你還是我們家兒媳。

　　我聽后哭笑不得，兒子都不要了，還要兒媳做什么？

　　每次吵完架，最為難的還是婆婆，一邊是兒子，一邊是丈夫，把她夾在中間，左也說不得，右也勸不得。其實，每次他們父子倆吵架，我也非常尷尬，不知道是勸公公，還是勸我先生；不知是隨先生回自己家，還是繼續留在婆婆家。不過，為了公公的面子，幾乎每次都要勸我先生。

　　時間一長，我也感覺公公太正統、太家長制了，沒有人情味，不為子女著想，家里也沒有一點言論自由，也替我先生感到委屈。以后，他們再爭論不休的時候，就感到非常無聊，只想堵住自己的耳朵，盡快離開。

　　其實，對于公公的這種不近人情、正統，早在結婚前就領教過了。

　　一九八三年夏天，為了我們結婚，公公婆婆提前大半年做準備。先準備好房子，然后，刷房子，找木匠做家具，請來裁縫為我們縫制衣裳。再準備好被褥，買來自行車、手表。

　　一切準備就緒后，只等著秋天那大喜日子的來臨。這個時候，公公卻對我和他兒子說：我是國家干部，別的都好說，有一點我要向你們說明，你們結婚我不能讓人派公車。

　　不派公車，那怎么辦？那時候也沒有私車，我頓時傻了眼，沒想到公公是這樣的。還指望公公要幾輛好點的車，顯示一下婚禮的氣派呢，現在可好，連一般的車都沒有了。我很是失望，嘴上不說，心里卻不高興，對公公有意見。干部怎么了，干部的子女就不結婚了？那時候，別說當干部的，就是當工人的，也有不少人為兒女辦婚事動用的是公車。

　　娘家到婆家雖只有兩站路，沒有汽車，我總不能走過去吧？

　　父親一看沒轍了，說他有辦法。父親的辦法就是，結婚那天讓他朋友開來兩輛吉普車，先去婆家把新郎官和接親的人接過來迎親，然后，再把我和那些嫁妝迎走。記得，那兩輛吉普車跑了兩趟。

　　婚禮上，公公婆婆笑逐顏開，喜氣洋洋，手捧酒杯，穿梭于來賓之間，答謝親朋好友的光臨。婆婆穿的是什么衣服我記不得了，只記得，公公穿了件嶄新的中山裝，左胸前，戴著那枚毛主席像章。

　　結婚后才知道，公公是山東淄博人。從小跟著父母闖過關東，念過私塾。工作后，又在西北大學進修了會計專業。這就難怪公公學識淵博，文采飛揚，還有那手寫得飄逸俊秀的小楷字。

　　公公是個十分講究的人。穿戴講究，內衣洗過要疊整齊，外衣要熨燙，皮鞋要擦得锃亮；吃飯講究，特別是全家相聚的時候，要按座次排位，奶奶是上座，公公坐在旁邊，接下來，才是兒子，姑爺依次排下來。

　　然而，公公最大的講究，還是一年四季都戴著那枚毛主席像章。冬天穿呢子中山裝時，戴著毛主席像章；春秋穿毛料中山裝時，也戴著毛主席像章。夏天穿襯衣短袖時，還戴著毛主席像章。

　　上個世紀的九十年代初，隨著改革開放的春風，男士的服裝款式也呈現多樣化，西裝，夾克，風衣，琳瑯滿目。公公還穿著他的中山裝，胸前戴著毛主席像章。公公是區人大代表，經常去市里開會，就有人勸他：廠長，您看開會的人都穿著西裝，你這樣是不是有點特殊，有點格格不入？

　　可能是公公意識到了他的格格不入，也去做了件西裝，只不過左胸前依然戴著毛主席像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