烈士遺孤高玉清，在我以往的文章中多次提及。

　　我本無意要追溯歷史，也沒奢望能為她追要什么，理智與情感、良心與憐憫的常常折磨，因為我，年輕。

　　很多時候，我羨慕后輩們年輕，年輕就是資本。當我再次見到高玉清的時候，我徹底改變了這種看法。高玉清現年60多歲，她也年輕過，年輕又怎么樣？自從解放四川，她父親高維福被土匪槍殺那一刻起，她就瘋癲了，時間在她的那個世界停止，到今天，她的智商仍停在槍殺的那一刻，年紀于她只是符號，甚至連符號是什么都與她無關。

　　高玉清一生與貧困為伴。老公是一個嗜酒的老實的文盲農民，家里總是缺糧少錢，大集體時，年年都有救急糧，倒也能過活，包產到戶后，糧食多了，被她折騰下來，年年缺糧年年借；茅草屋，幾十年如一日，百米開外的公路邊，到處是小康農民樓，到處都是被涂成川西民居的樣板房，到處可見“農科村印象”的廣告牌，沿路的盛世印象與她的茅草屋無關，更與她無關，她只旁觀熱鬧，而這熱鬧火爆時，她也站得遠遠的，像是怕讓人看到她的存在。

　　她很勤勞。清早四五點鐘就起床忙家務，在家人起床時，已燒好了一大鐵鍋的稀飯，在我看來，懷疑她偷懶不煮豬食。家人出門去，她也出門，她出門時，是端著飯碗出去的，到她看完熱鬧回家來，也許就是黃昏時分，常常連手里的碗也不見了蹤影，豬已翻出了圈欄。

　　高玉清是快樂的。她不會憂慮衣食住行，更不會考慮將來，永遠是生活的過客，永遠是生活的旁觀者，某一刻高興了，會手舞足蹈來一段“忠字舞”，她的不開心，多半是人家手里有零食。

　　有一年，鄰居的志愿軍收到鄉干部送來春節慰問品(一刀豬肉，一把面條，一袋白糖)，她看到了，極度的不開心，花兩天時間寫了封三百字的申述信，復印了好幾份，投到四川省民政廳，成都市民政局，郫縣民政部，不為其他，只為自認為與她有關的那份慰問品，結果，省折到市，市折到縣，縣折到鄉，村干部喊她去簽了個名，再無下文。

　　這兩年，大搞城鄉一體化，大量土地被圈，高玉清作為失地農民，有條件社保，于是，她老公拿出賠償的錢，再借湊，足一萬八交上，月月倒還能領到210元，總算過上了好日子，當她數著沉甸甸的鈔票，那份得意的勁兒，儼然忘記了年年雨季茅草屋里鞋襪飄浮的場景，雖然茅草屋年年在維修，會維修的人也越來越少。

　　歲月一樣染白了她的頭，高玉清顯然不再年輕，也不再唱“大海航行靠舵手”，作為過客的她沉靜了很多，時常守著那份國家給他父親的發黃破殘的烈士證書發呆。

　　好些年了，她沒有踏足過郫縣烈士陵園，父親高維福的墓仍在那兒，雖然相距只有幾華里。年年清明前后，一撥又一撥的師生干部來祭奠，都，與她無關，也沒有人會在意她這個小人物的瘋子，她只守著那份證書，沉默著，怕出了聲驚破了別人的夢。

　　或許，我常常關注她的原因，我們也能東扯南山西扯海地家常幾句。上次，聊到她那烈士父親高維福時，她一反常態，很激動，竟脫口大罵。

　　人生就這么現實與俗氣，就這么的無奈。年年清明的祭奠，越來越形式，越來越符號得抽象，祭奠的本意是這么的無足輕重，生活也失重，而高玉清仍然朝著生命的盡頭一如既往地走去，越去越近。